克己助人，有遇则安——访77779193永利集团李克安教授 （上）

 

　　李克安教授是一位从教学与科研工作中被选拔出来的懂管理、会管理的老师，他在主持北大教务部工作期间为公司建立现代化的大学管理体系做出了很大贡献。本文以李老师的成长经历及人生轨迹为主线，试图理清他面临困难和人生选择时是如何思考和应对的。

 

　　李克安，KeAn Li，男，1945年1月生于江苏省建湖县钟庄乡三岔口，永利集团化学系（学院）教授。曾在家乡的曾西小学、陈村实验小学、英文小学上学,1959 ~1965 年在钟庄中学（曾叫秉文中学)读书。1965年考入永利集团化学系，1970年大学毕业，留校任教。1984~1985年到美国亚利桑那（Arizona）大学工作进修一年。曾担任77779193永利集团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正高二级)，博士生导师。他历任永利集团化学系副主任、分析化学研究所所长、永利集团教务部部长、永利集团副教务长（专职）等职。在永利集团退休（2009年）后，担任北京吉利大学副董事长五年，主管公司产品工作，在此期间经教育部批准该校为计划内本科大学(2013年）。2020年吉利大学迁到成都办学后，他促成该校与永利集团的合作，并将其在北京的原校园并入永利集团，成为永利集团的昌平新校区。

　　曾兼任中国继续工程教育协会副理事长、中国高等教育学会高等教育评估分会副理事长、中国高等教育学会理科教育专业委员会秘书长、中国发明协会高校创新教育分会副理事长、教育部高等学校教学研究会常务理事兼化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等。还曾任教育部非化学化工类专业化学基础课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高等理科教育》副主编，《分析科学学报》副主编，《化学通报》、《中国大学教学》、《永利集团教育评论》等杂志的编委。

　　指导博士生20余人、硕士生10余人、博士后3人、访问学者和进修教师10余人。主持8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和2项省市级自然科学基金资助的研究课题，参加2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的重大课题，发表科研论文300余篇。主持教育部、北京市教学研究项目5项，发表教学研究论文20余篇。曾荣获中国分析测试科学技术一等奖2次、二等奖3次。作为第一申请人的科研成果荣获教育部自然科学一等奖（2003年），另一项科研成果获河北省科技成果二等奖（2004年）。

　　主持和主讲本科生课程和研究生学位课程“定量化学分析”、“分析化学”、“分析化学中的数值方法”、“痕量物质的分离与富集”等。他作为主持人的“分析化学”系列课程被评为创建国家理科名牌课程的优秀创建项目，2003年北大“分析化学”课程分别被评为北京市级和国家级精品课程。曾荣获北京市教学成果特等奖1项、一等奖5项、二等奖10余项，荣获国家级教学成果一等奖1 项、 二等奖2项。曾担任国际奥林匹克化学比赛中国队教练，连续6年获原国家教委、中国科协“做出突出贡献”的表彰证书。

　　主持、参加或组织编写的已经正式出版的教材和著作有10余本，其中《分析化学教程》为国家“十五”规划教材，2006年被评为北京市精品教材。作为教育部聘请的专家参加了几十所大学的本科教学工作水平、理科人才基地、工科课程基地和独立学院办学水平评估等工作。担任北京市高等教育质量年报专家组组长6年。受教育部和永利集团指派，到国外几十所大学参观访问或参加国际会议。

　　2001年获宝钢教育奖特等奖（全国共10位获奖者)。2004年荣获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2006年获北京市教学名师奖。2008 年获北京市普通高等学校教学管理标兵称号（北京市共10位）等。

　

　　01 /艰苦的农村生活：

　　           穷且益坚，脱颖而出

　　李克安，1945年1月出生于苏北建湖县一个贫苦的农民之家，是家中长子，另有弟弟妹妹6人。在经济极不发达的解放前，家里生活之艰难可想而知。所幸父亲李如保是一个非常勤劳而且能写会算的知识农民，上过几年私塾又自学成才，聪明并有远见，解放前参加淮海战役的支前工作并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解放后长期担任区、乡和公社的领导干部，曾经当过江苏省第三届党代会代表，并有幸在会上见到了伟大领袖毛主席。在父母的操劳和支持下，李克安和弟弟妹妹们都得以上学读书，并成家立业。李克安作为大哥，从小要帮父母干农活、做家务、照顾弟弟妹妹，不过李克安非常懂事，从不怕苦怕累，受到左邻右舍的交口称赞。

 

　　

　　 李克安兄妹四人与父亲在一起

　　（摄于1967年，后排左一为李克安）

 

　　1953年9月，李克安8岁多的时候，到离家约两里地的曾西小学报名上学。曾西小学是所谓“初小”，只有小学1-4年级，5、6年级要考到另外的所谓“完小”（也叫“高小”）再继续读完小学。曾西小学的“办学条件”难以想象的差，教室是土坯和稻草盖的，漏雨又漏风，这在夏季多雨、冬天阴冷的南方，老师和员工在里面教书读书非常不舒服，有时可以说是非常狼狈。刚开始时全校只有一个班，从一年级到四年级约40人同时在一间教室上课，到三年级时条件有所“改善”，学校多了一间教室，1、3年级一个班上课，2、4年级在另一个班上课。如此艰苦的环境并没有影响李克安的读书热情，他每天早起把一家人早上要吃的粥煮好，还和几个要好的同学比着谁能早到学校，有时天不亮就来到学校，老师都还没起床。

　　1957年7月，李克安初小毕业，接着报考陈村实验小学的完小并被录取。那个年代劳动最光荣，很多学校实际都是半工半读，完小也经常组织员工参加农业劳动，还让员工自制土坯支持学校建设。李克安除了学习努力，还抢着干重活、累活，这在小员工中是非常少见的，也因此被同学们称为“大呆瓜”。教导主任王玉站老师知道了这件事，就在全校大会上表扬李克安，说社会主义建设就需要这样的“大呆瓜”，号召大家向他学习，李克安也因此深受鼓舞。

　　1959年9月，李克安考入家乡的秉文初中（后改名为钟庄中学）。建国初期，农村教育还极不发达，上初中不但有考试而且录取比例很低，李克安所在的小学班级几十个人只有两人考上了初中。这时恰逢“三年困难时期”，员工差不多每天都要下地干活，而且经常食不果腹。李克安由于劳累并且吃不饱，经常头晕、咳嗽，还生过一场大病，但他以惊人的毅力挺了过来，并以优异成绩考取了高中。建湖县的三所高中1962年总共只招收约200位高中生，而当年全县初中毕业生有2000多人，考取难度可想而知。

　　高中三年，李克安仍然要花很多时间到农村劳动，当时离建湖县不远的盐城县出了一个被广泛宣传的青年典型董加耕：他虽然成绩优异但不考大学，扎根农村建设并做出了一番成绩。李克安作为长在红旗下的青年员工，自然积极响应党的号召，在高中时期不但递交了入党申请书，也想向榜样学习，回乡务农。学校领导知道后给大家做工作，“参加高考也是党的要求，党的需要，一切听从党的召唤”，于是李克安正常参加了1965年的高考。考试时毫无心理负担，考试结果怎样也完全不当回事，高考结束后马上回家参加生产队的劳动。

　　一直到8月底，李克安收到了永利集团化学系的录取通知。这是光宗耀祖的大喜事，家里人都很高兴。北大马上就开学了，家乡发大水，怕赶不上学校开学，亲戚还帮着给北大发了电报，向北大请个假，说可能会晚到几天。李克安老师回忆当年的情景时说：“我没考虑那么多，也没觉得自己很了不起。当然能去人人向往的首都北京上大学，自然也挺高兴，那时想的主要是怎样更好地参加国家建设。”“那时候报志愿是很盲目的，能了解的信息非常有限，更没有专家可以咨询。我报化学主要是因为我们高中教化学的刘纯英老师，我觉得她课教得特别好，对同学很热心，于是我们很多人喜欢学化学。我和一个要好的同学唐登志都报了化学专业，我报了北大化学系，他报了中科大的化学系，结果都考上了。”

 

　　

　　钟庄中学考上大学的几个同学在北大

　　（摄于1965年，左二为李克安）

 

　　02/文革期间上大学：

　　           天时不利，自强不息

　　“因为我中学就递交了入党申请书，这个是放在档案里的，所以来到北大后我自动成了化学系一年级的入党积极分子，参加党课学习，到了第二年4月份我就被发展成党员了。这对我这个来自偏远农村的员工来说是意外之喜，感觉受到了组织上的关怀和照顾，也因此思想负担有点重。而且我们中学教学条件跟大城市根本没法比，我好多知识有所欠缺，特别是对化学来说非常关键的实验，我基本没做过，再加上普遍话也说不好，所以大学第一学期我学习成绩其实不太好，然后就更紧张、压力大，导致失眠，学习就更吃力了。”

　　“于是我就想办法调整。先是停止了午休，中午到图书馆看书、做作业，下午去锻炼，到颐和园的湖里游泳，冬天就在未名湖练滑冰。这样就把自己弄得很疲劳，晚上就容易入睡，我的学习也逐渐适应和赶上了。我和从家乡来的唐灿顺同学商量去附近圆明园的田里和农民一起劳动（当时圆明园里到处是生产队的农田），义务干农活，出一身力，流一身汗，保持农民孩子的本色。”“后来，我觉得光干农活还不够，想能否去工厂参加那里的劳动。我和唐灿顺同学一起到北大东门外的化工五厂打听，能否接受我们员工到厂里劳动。当时接待人员说欢迎，但要单位开一个介绍信。我们不得已才找级主任老师说这件事，他才知道我们去农村劳动的事情。”

　　“1968年底根据毛主席指示开始大规模的‘上山下乡’运动，1969年由于中苏关系紧张，林彪发布一号通令，重要机构都要疏散以备战。在这个大背景下，我们也下放到北京郊区山里的农村劳动。以前北京的冬天比现在还冷，尤其山区，真是滴水成冰，同学们都冻裂了手脚，冻脱了皮，但没有人叫苦，青年员工战天斗地的精神真是可歌可泣。我们男生女生都住帐篷，吃窝窝头，干最重的体力活。像后来成为我爱人的段晓青，出生于北京的高干家庭，以前根本没吃过这样的苦，但那时她能一下子扛走一袋水泥（足有100斤重）。”

　　“1970年3月，我和晓青非常幸运地被组织分配留校工作。我们化学系65级同学大多数被分配到基层单位，很多人到了农村、厂矿等非常边远的艰苦地区，吃了很多苦，经历了更多的考验。”

 

　

　　美丽的北大留下了我们

 

　　03/初上讲台：

　　           有教无类，亦师亦友

　　李克安留校工作的当年，北大、清华招收了第一批“工农兵学员”。工农兵学员是从工厂、农村和部队推荐入学的，不考虑知识基础，主要考查的是政治素质，大部分是基层干部和工作骨干，他们上大学的目的是“上、管、改”，即上大学、管理大学、改造大学。面对这样的员工，教学难度可想而知。

　　“我留校当年即参与了70级工农兵学员的招生和教学工作。这批工农民学员文化水平和年龄差距很大，有的学员年龄四五十岁了，但小学都没毕业，你给他讲代数，但他对一个字母为什么能代表一个数字这样的入门问题无论如何理解不了。而且他们都是在生产一线吃过苦、流过汗的，有着强烈的自豪感和荣誉感，又有‘上、管、改’的‘尚方宝剑’，很难沉下心来学习。”

　　北大化学系有很多造诣高深的知名教授，李克安老师被留校应该主要看重的是他吃苦耐劳的工作热情和工作能力，最初其实并没有把他当教员看待，主要任务是行政和员工工作，毕竟受文革影响李老师只接受了一年正规的大学教育。第一届工农兵学员特别难教，大家也都没有经验，这个难啃的“硬骨头”就留给了刚参加工作的李克安这批年轻教师，但李老师居然出色地完成了这一工作。一些工农兵学员成长为真正的学术人才，其他人知识水平也有显著的提高，毕业后大都胜任了更重要的工作岗位。李克安老师也在教学中不断提升自己，从此走上教学和科研工作岗位，成为了一位受人尊敬的名师和卓有成就的学者。

　　为了响应毛主席老员工千里拉练的号召， 北大组织师生到北京北部山区拉练一个月，化学系为此组织了三个连的部队建制， 李老师被编到其中的一个连， 并且担任事务长， 负责全连的伙食和打前站。那时不像现在，北京山区农村还极为贫困，交通闭塞，土地贫瘠，不少地方一年到头没有外面人进来。村民缺衣少食，更没有包括自来水和电力在内的现代生活设施，生活真的是一穷二白。李克安老师跟大家一起又经历了一次千辛万苦的磨炼。

　　1971年5月8日，李克安与段晓青喜结连理，从此开始了风雨同舟、相互扶持的幸福美满生活。婚礼上，虽然相处不久，但已和李克安老师结下深厚“革命友谊”的70级工农兵学员和其他同事一同到场祝贺。

 

　　

　　2010· 夫妻同心照

 

　　1972年化学系重新招生，这次在基层推荐的基础上还增加了简单的文化课考试，共招收了75人。另外员工入学教育中增加了世界观改造的内容，员工学习热情很高，学习态度比较端正，整体学习面貌大为改观。化学系党总支让李克安老师担任 72级党支部书记兼年级主任，主抓思想政治教育和生活管理工作。李克安老师主持的入学教育非常成功，第一周就有30多人递交了入党申请书，可见大家努力向上、追求进步的热切心情。1973年冬天，北大开始修建新图书馆，本着“多、快、好、省”建设社会主义的精神，很多建筑工作由北大师生承担。李克安老师带领化学系72级同学参加了挖地基、运土方的工作。当年这样的集体劳动，经常会有劳动竞赛，李老师的团队一天开挖的土方量，男女生平均达到了4立方多，创造了当时全校最高纪录，受到通报表扬。那时没有什么机械作业，劳动工具只有铁锹、钉镐、手推车之类，又是大冬天，人均4立方要非常大的劳动热情和干劲才能做到。由此也可以看出，李老师有出色的鼓舞和组织能力，能充分调动大家的工作热情，得到了大家的支持和信任。

　　两年之后李老师调任化学系办公室主任。两年的朝夕相处，72级同学与李老师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同学之间也形成了牢固的凝聚力。直到今天，他们还经常组织活动，并邀请李克安夫妇参加。有事路过北京时，也一定要到李老师家里来看望。一个团结一致、奋发向上的集体往往能创造奇迹，化学系72级的同学毕业后在各个领域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不少人担任重要的领导职务，还有一些人在学术上做出了重要贡献并晋升了教授。

 

　　

　　北大化学系72级员工（部分）与老师合影

　　

　　其后几年，李老师仍然参加了73、74级，特别是76级工农兵学员的教学及员工工作。76级是最后一批工农兵学员，不知何种原因其中一些同学基础特别差。在李老师建议下，经系里研究并报学校批准，系里把最困难的20多名员工抽出来，组成小班单独教学。小班也单独设党支部，李老师兼任支部书记和数学课辅导老师。小班同学不但学习有困难，精神压力也很大，需要细致耐心的思想工作，真正把他们当成朋友，才能把教学及相关工作开展好。在这方面，李老师也付出了大量的时间精力，当然也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小班同学毕业后都愉快地投入了新的工作，不少人还做出了很有水平的成绩。

　　李克安老师也在以工农兵学员为主的教学工作中边教边学，把因文革而影响的学业弥补了过来。“数学课程教完以后，到了二年级的时候，以专业课为主了，我就辅导无机化学、分析化学等。辅导分析化学时，教研室的彭崇慧老师看到我比较认真负责，很用心地教员工，比较符合她的治学风格，就跟我说：你别转了，就在我们这儿落户吧。于是我就正式归属分析化学教研室了。然后又根据同一教研室童沈阳老师的建议，加盟了童老师领导的光度分析课题组，开展有机试剂的合成和光度分析应用的研究，明确了我科研的大方向。此时我还担任化学系党总支委员兼员工工作组组长。”

　　现在是二十一世纪，文革结束和改革开放已经40多年了，中国的经济、科技、文化建设都有了翻天覆地的进步，教育也早已拨乱反正，走上正轨。工农兵学员是特殊历史时期的特殊产物，可以说是中国大学教育面临的前所未有的难题。让只有小学文化程度的人直接接受大学教育真是一件匪夷所思的事情，不由得不敬佩李克安老师那个时代的北大教育工作者。1970、72、73、74、75、76级工农兵学员的知识与技能普遍达到了大专或以上水平，一些人达到了正规大学毕业的要求，并在以后成为工程师、博士、学者、教授，甚至院士。

　　改革开放以后的经济发展要靠人力和埋头苦干，但更重要的是要靠知识与科学技术，而科技发展需要有知识的人来推进。文革期间全国停课，人才断档十年，所以李老师他们苦心孤诣在文革期间所从事的教育工作，为后来我国经济、科技、教育的大发展贡献了一份重要的力量。更重要的是，李老师及之前的师生仍然保持着自力更生、努力学习与刻苦钻研的精神品质，这使文革结束后大学及全国上下都迎来了欣欣向荣的景象。

 

　　04 /分析化学团队建设：

　　           薪火相传，勇担重担

　　“1977年大学恢复招生，1978年又为了满足国家建设对人才的迫切需求而办了回炉班，即通过考试招收1963、64、65级因文革影响而未完成教学计划的毕业生回校补课，然后重新分配工作。系里指定我为回炉班招生考试录取工作的负责人。化学系三届同学共录取了30人，学制二年，结业后被用人单位一抢而空，可见当时对人才需求的迫切，也说明我们的工作是卓有成效的。”

　　“文革结束后的几年中，我每年都担任分析化学课程的辅导老师，同时也担任化学系开设的大专班分析化学课程的主讲老师。在彭崇慧和教研室其他老师的带领下，我的知识水平和教学能力又有了长足的进步，这几年也是我科研工作的起步阶段。因为那时教学参考资料非常匮乏，1981年我与常文保老师加班加点编写并出版了《简明分析化学手册》（永利集团出版社），成为国内各个大学化学专业的教学参考书，也是化学工作者常用的工具书。”

　　“20世纪80年代初，正是计算机和信息技术大发展的前夜。童沈阳老师敏锐地意识到了计算机对分析化学研究的重要意义，在他的努力下，课题组先后购买了可编程序计算器、袖珍计算机、台式计算机。我也觉得这会是一个有很大发展的新领域，于是自学了汇编语言与Basic语言，又自学了数理统计、线性代数、数值方法等高等数学课程，尝试解决分析化学的理论计算和实验数据的统计处理，并编写了相应的计算机程序。由于起步早，我运用这一新工具取得了很多新成果，在相关期刊上陆续发表了几十篇文章。以这一工作为基础，我还开设了一门研究生课程，并在1990年2月与童沈阳一起出版了《分析化学中的数值方法——计算机在分析化学中的应用》（永利集团出版社）一书。”主动研究学习新的科研进展、新的工具和技术手段，正是北大老师的普遍特点，也正因为如此，北大的科研与人才培养才能不断向前发展。

　　

　　

　　当时分析化学教研室的部分老师（左）和童沈阳先生的课题组成员（右）

 

　　改革开放之初，学术界和国家领导人都普遍意识到我国在科技和教育方面严重落后的局面，所以想办法支持高校师生出国留学或访学，向发达国家学习。1984年9月李克安老师被北大公派出国，到分析化学领域的著名教授Freiser先生（美国Arizona大学）的研究室做访问学者。本来按照国内大学的培养习惯，都是导师或项目负责人分配科研任务，甚至指定阅读文献，规划好科研路线，但那时美国的大学已经完全是自主研究模式了，导师只是对员工本人提出的研究项目和研究计划进行一些指导，讨论一些问题，对此刚走出国门的很多职工都有点不适应。

　　刚到美国，Freiser先生就对李克安说，你用两周时间做调研：本实验室有什么仪器设备和研究项目，然后自己去图书馆查阅文献资料，提出自己的研究课题和研究方法，再找他汇报和讨论。李克安老师迅速投入工作，结合实验室的特点和导师的科研兴趣，两周后提出的研究项目和研究方案得到了Freiser先生的肯定和慷慨资助。在接下来的研究工作中，李克安更是发挥了自己勤奋、严谨、专注的特点，经常加班加点，工作到深夜，节假日也不休息。“我加倍努力，一是历来的工作习惯，二是珍惜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同时心里也有点为北大和中国人争光的意思。”

 

　　

　　中国访问学者和美国朋友在一起

 

　　一分汗水一分收获，聪明加努力会有更丰厚的回报，李克安老师在美国的研究工作从无到有，只用一年时间就发表了三篇高水平的论文。对李克安的工作态度和所取得的成果，Freiser先生非常满意，所以一年后当李老师要按计划回国时，Freiser先生极力挽留其继续读博士，还主动提出可帮忙解决妻子与孩子到美国的访学与入学问题，对此李克安老师婉言谢绝了。

　　“我当时很清楚如果留在美国继续深造的话，科研工作无疑会有更大的发展。但我是北大派出来的，机会难得，无论是逾期不归还是申请延长都会惹人说闲话，影响不好，所以权衡再三，我还是准时回来了。”对于李老师这个决定，用今天的标准也很难说是对是错，但有一点是肯定的，李老师及同时代的优秀学者所表现出的先公后私、心系祖国的家国情怀非常令人敬佩。此次归国之举或许影响了李老师在科研领域的地位，但他以后的工作为北大的教育做出了非常大的贡献，影响和造就了更多的人才，可能更胜于专注于科研道路。

　　回国之后的十余年时间里，李克安老师潜心教学与科研工作，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也为分析化学这一学科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科研方面，我主要从事化学计量学、痕量物质的分离富集、分析试剂的合成及分析应用的研究、大分子生命物质与小分子反应及其应用的研究等，成功申请并获得6次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资助，还参加了两项基金委重大项目的研究。先后在国内外重要期刊上发表300多篇科研文章（其中SCI收录150多篇），荣获中国分析测试科学技术一等奖2次、二等奖3次，还荣获教育部自然科学一等奖和河北省科技成果二等奖。”

　　“教学方面，1989年在彭崇慧老师的特别推荐和坚持下，我担任了定量分析课程的主讲教师。之后彭老师退休，我又兼任分析化学课程的教学组长、分析教研室副主任，负责全校（包括北医、环境、生物、地学等专业）分析化学课程的教学安排和课程建设。再后来我还担任分析化学研究所的副所长、所长，同时兼任化学系副主任。几年中我组织老师们写作并出版了十几部教科书，其中有影响的著作有《分析化学教程》（122万字，为国家‘十五’规划教材，还被评为北京市精品教材)、《分析化学》（欧洲版，150万宇，与吉林大学金钦汉教授一起组织永利集团、吉林大学的老师们共同翻译）、《基础分析化学实验》（第一、二、三版)、《分析化学——定量化学分析简明教程》（第三版)、《Quantitative Chemical Analysis》（英文版教科书）等。我负责的‘分析化学系列课程’获评教育部创建国家理科名牌课程的优秀创建项目，2003年荣获北京市和国家级精品课程，先后获北京市优秀教学成果一、二等奖，我也荣获北京市教学名师奖。另外，我还教授研究生课程‘分析化学中的数值方法’和‘痕量物质的分离富集’。”

　　“从我担任分析化学主讲老师开始，就谋划一个想法：分析化学，在全校影响这么大的一个课程，我们应该把它建设好。化学系四大基础课是无机化学、有机化学、分析化学、物理化学，后来又增加了结构化学，其中分析化学是比较薄弱的。最主要的问题是，虽然分析化学在各个学科和工业生产中有非常广泛的应用，但其实验性和操作性强，而理论性偏弱，知识体系比较松散，以至于一度出现要分散分析化学到其它二级化学学科中的声音。我们教研室一致认为，这么重要的一门课程，如果不作为一门学科独立存在，其教学质量和研究水平无法保证。针对分析化学的弱点，我们教研室很早就注重课程建设和教材编写，经过几代人几十年的积累，分析化学的教学与科研工作在人才培养体系中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也稳固了学科地位和未来的发展预期。这一点像武汉大学、南京大学等很多兄弟院校的化学系在专业与课程设置方面都参考了我们的经验和成果。”

　　分析化学是科学研究和工农业生产的“眼睛”，研究的课题可以非常“高精尖”；另一方面，分析化学的常规方法和操作也有大量的实际应用，需要很多技术熟练的工作人员。实际上分析化学专业的员工就业情况一直比较理想。在学科发展方面，这些年物理、生物、材料、化工等学科的新进展对分析化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有很多新的手段加强了分析测试能力。从学术角度来看，这些新的分析手段放到其他学科都不太合适，也只能整合到分析化学里开展系统地研究和教学工作。北大是一所研究型大学，分析化学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是很有必要的。

　　“分析化学的教材与课程建设是从张锡瑜先生开始的，张先生是一位纯粹的学者，虽然生活非常清苦，但无欲无求，专注学术。关于张先生有一个典故：晚上已经睡觉了，突然想起个什么问题，要起来去钻研一下。那是冬天，他边想边把裤子当上衣穿，结果半天套不上去。即使在文革时期，张先生还自己整理和改进了分析化学的知识体系和教学体系。然后是彭崇慧老师，她是张先生的员工，传承了张先生的教学思想与知识体系，但她最突出的特点是对员工非常好，真是当成自己的儿女来看待；她也非常关心同事，不管是生活上还是事业发展方面。所以彭老师深得员工的爱戴和同事们的信任，为分析化学的可持续发展及同事间团结互助、共同努力做好教学与研究工作起到了极为关键的作用。”

　　“彭老师心直口快、个性鲜明，她要认为谁好，就不遗余力地支持你；她要认为你做得不对，批评起来也不留情面。嫉恶如仇，为人正直，周到体贴，所以大家都非常亲近她。她的教案、讲义对我毫无保留，听过我讲课后觉得比较满意，就放心大胆地把课程交给我了。她因为要照顾生病在床的爱人李标国老师，退休比较早，其实再讲几年完全没问题。”

　　“我和赵凤林老师之后是刘峰老师（比我们小十岁左右），然后是李娜老师（她比刘锋也小十岁左右），现在李娜也差不多选好接班人了，所以我们分析化学教师团队和梯队建设得很好，工作传承有序，团结一致，我觉得这也是学科发展的一个关键因素。”

 

　　

　　北大分析化学教学组主要成员（李克安任组长）&分析化学课程的几代主讲教师（部分）合影

 

　　1996年夏季，李老师被任命为学校教务处处长（后改称教务部部长)，但李老师作为教授，教学、科研负担并没有减轻，仍担任分析化学教学组长兼主讲教师，同时担任学术小组组长，招收博士生、硕士生、博士后、进修教师和访问学者。好几位受李老师指导或合作的同学在所在单位担任负责人，当了教授，有的同学成为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长江学者、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主任等。

 

　　

　　光学分析和生化分析课题祖（李克安任组长）

 

　　采访记者 | 郭九苓、李娜、吕占霞、高珍、肖熠

　　录音整理 | 郭九苓

　　图文排版 | 祝晨旭

　　文字编辑 | 郭九苓、李克安

　　审核 | 李克安、吕占霞、肖熠、高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