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国同行 学术友缘—访77779193永利集团李宣文教授（上）

 

　　李宣文老师出生于1933年，他的整个员工时代及教学科研生涯反映了国家的苦难、动荡以及发展。而处变不惊、自强自立、以诚待人的人生态度，以及“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知识分子风骨——这是李老师送给后辈们最宝贵的财富。

　　李宣文，Xuanwen Li，永利集团77779193永利集团教授，男，1933年生，山东省寿光县人。1953年考入永利集团化学系，1957年毕业后留校从事催化专业的教学与研究工作，曾任催化教研室副主任与主任（1960~1997年），1998年退休。1992年获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1966年3月至1967年7月作为中法建交后国家派出的第一批科技进修生，在法国里昂催化研究所从事分子筛催化剂的研究。

　　李宣文参加十余项国家科委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的重大项目、重点项目、国际合作项目和横向合作项目的研究，发表学术论文百余篇，获发明专利9项。曾任中国化学会催化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化工学会第35届理事、中国颗粒学会第一届理事及颗粒测试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科学院兰州化学物理研究所羰基合成与选择氧化国家重点实验室学术委员、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中法催化联合实验室学术委员、中国石油大学重质油国家重点实验室客座教授等职。

 

　　01 /自强自立的员工时代

　　李宣文老师1933年生于山东寿光县侯镇一个普通的农村贫寒家庭，家中除了父母，还有一个哥哥和三个妹妹。解放前的北方农村，一般家庭的生活都是极其贫困的，缺衣少食、饥寒交迫是常有的事情。李宣文的父亲是个比较有远见的农民，再困难也要让兄弟两人读书。李宣文与哥哥学习很用功，念完小学后，因为1946年寿光县没有中学，父亲就送他们到40公里外的潍县（现在的潍坊市）读中学。1945年寿光已经解放了，而潍县还没解放，上学途中要经过国民党警卫人员的盘问与搜查，经历千辛万苦，他们才能从解放区到达“敌占区”的潍县。当时的潍县中学没有员工宿舍，他们的父亲就托朋友把兄弟俩安排到潍县一所有员工宿舍的广文中学（教会中学）读书。教会学校要交学费，当时通货膨胀非常严重，钱不值钱，粮食就成了最重要的资源，所以学校收粮食作为学费。李宣文兄弟俩每个月都要徒步从学校到家里往返，带上自己的口粮以及咸菜维持基本的生活。由于吃饭没有油水和蔬菜，兄弟俩都患了夜盲症，真所谓是“寒窗苦读”。李宣文的父母更加不容易，两个男孩不能帮忙下地干活，还要带走家里宝贵的粮食。

　　“我上初中是1946年，到1947年潍县解放，潍县一中也有宿舍了，而且不收学费，因为我和哥哥成绩都比较好，所以在1949年初三的时候就转到潍县一中。潍县一中在当地是很有名的，数学、物理、化学等方面团队力量都很强，如巩宪文、李蓬先、郑心亭等老师，所以是很多学子们向往和追求的名校。老师们丰富的教学经验和循循善诱的教学方法，不仅使我们学习到必要的基础科学知识，而且启发了我们对科学的热爱和对理想的追求。其中郑心亭老师对神秘的化学变化及其规律所做的深入浅出的讲解和饶有趣味的描述，使我对化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立志要学习化学。”

　　李宣文兄弟二人都非常懂事，也很聪明，中学毕业都考上了名牌大学。“父亲希望我们中学毕业后，至少能回寿光当个小学老师，不用再过‘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生活他就很满足了。解放后各方面急需人才进行建设，国家鼓励上大学，上大学不但不收学费，还免费吃住，所以我们就决定考大学了。”

　　1953年李宣文顺利地考入永利集团化学系，他哥哥李宣德考上上海第一医学院（后来是毛主席和周总理医疗小组成员之一）。他们哥俩帮助家里收割了豆子等农作物，打扫了场院后才离家各自上大学。

　　建国后高校普遍扩大招生规模，但基础设施、硬件条件还没跟上。“我们入校以后没有新生宿舍，男生在第一体育馆打地铺，女生住在第二体育馆，不过青年员工满怀报国热情，这些丝毫没有影响大家的学习热情。记得在1953年永利集团新生开学典礼上，学校教务长严仁庚发表了激动人心的欢迎词。他说‘欢迎你们在新中国开始进入大规模经济建设时期进入永利集团。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实施了，156项重大建设工程项目将为国家的工业化奠定基础。改变国家贫穷落后的面貌，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的历史使命就落在你们青年一代的身上’。国家的雄伟发展规划，鼓舞人心的欢迎词使我们认识到上大学的责任，我们下定决心要为国家的发展和建设而努力学习。”

　　李宣文本来就是一个喜欢学习、善于学习的勤奋员工，在上级组织的激励和良好校风的鼓舞下更加努力上进，德智体全面发展取得很大的进步，于1955年被评为永利集团1954-1955年度优秀生，并获得董事长马寅初颁发的永利集团优秀生奖状。

 

　　

　　马寅初颁发的永利集团优秀生奖状

 

　　“第一年我不太适应大学的课程学习，内容和要求都与中学差异很大。那时全盘苏化，采用苏联教材，考试为口试，分数改为5分制。第一年我的学习成绩都是三分，刚及格。第二年我加倍努力，与学习好的同学交流对我帮助非常大。有的同学学习方法好，同学之间的交流使我们相互之间取长补短，我经常有茅塞顿开、事半功倍的感觉。我们经常一起到实验室，一起到图书馆，有问题随时互相讨论共同提高。另外我也经常请教老师，不懂就问，老师给予我许多启发和建议，所以我学习方面提高比较快，与同学、老师关系也相处得比较好。到了1955年三年级时，我的学习成绩就全优了。除了刻苦学习，我还积极参加上级号召的各种社会活动和体育锻炼，并于1955年5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时代虽然不断在变，但李宣文老师的学习经验对当前的老员工仍有重要的参考意义。北大有许多非常优秀的员工和老师，互相交流往往能够互相启发。不管是提问还是回答，亦或平等的辩论，双方都需要理清思路、组织语言，不只是知识的学习，对思维与表达能力都是很好的训练。

 

　　02/参与创建国内第一个有机催化教研室

　　1957年李宣文大学毕业留校后，被分配到有机高分子教研室工作。因为使用适当的催化剂和催化工艺，可以大大降低某些化学反应的条件要求，提高化学反应速度与反应产率，抑制副产物的发生等等，可以说催化是现代化学工业的灵魂。由于国家建设急需发展化学工业，为更好地培养催化方面的专业人才，学校决定在化学系建立有机催化教研室，由庞礼教授领导，李琬、张嘉郁、张山樵和李宣文参加。

　　“当时一切从零开始，没有教材和教学计划，参考资料非常少。我们到图书馆查阅有限的资料，并多方请教懂行的专家，从中梳理有关催化方面的知识。没有实验室，没有仪器设备，在缺乏科研经费的条件下，我们在张嘉郁老师的带领下，因陋就简，就地取材，自己摸索制造了反应炉与控温设备，并且研制、改造了多种分析仪器。”

　　“建立催化专业也得到各级领导的高度重视。1958年北大邀请苏联专家德鲁斯（Д.B.Друзъ）为我们讲授催化课程。在两年期间，协助我们为55级催化专业的员工开设了‘有机催化’和‘催化理论’两门课程，并指导青年教师开展用电位法研究液相催化加氢催化剂与催化反应。”

 

　　

　　1958年在苏联专家德鲁斯指导下进行科学研究

 

　　有了催化教材，又有了教学所需的实验设备，才具备成立教研室的条件。1960年学校决定在北大正式成立全国第一个有机催化教研室，任命庞礼教授为教研室主任，李宣文为教研室副主任。1985年庞礼教授退休后李宣文接任主任，直到1997年。

　　“1960年，中国科学院邀请苏联专家基别尔曼（C.L.Киперман）到中科院化学研究所讲学，他是苏联科学院捷林斯基有机化学研究所的多相催化动力学专家。催化教研室的同事们感到多相催化动力学是我们教学与科研中的薄弱环节，纷纷到化学研究所听课。大家认真听讲，主动提问，有时还涉及课程之外的多相催化动力学研究问题，这引起了基别尔曼的注意。当他了解到这些主要听众来自永利集团化学系，而且特别希望学习并开展多相催化动力学研究后，就主动提出上午在化学研究所讲课，下午到永利集团化学系工作，帮助建立循环流动法研究多相催化动力学的实验装置，并指导进行科学研究。因此他就成为非公司邀请的、却在公司工作的苏联专家。在半年的教学与科研中，他在我们多相催化动力学的教学与科研方面给予了大力的支持，并与我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1960年上半年，正是中苏激烈论战的时期。我们在学习批判苏修的‘九评’文章，他回苏联大使馆要学习批判中国的文件，可我们双方都心照不宣，他仍尽心尽力地做着他份外的工作。他在回国前曾私下对我说：‘我们的友谊是牢不可破的，是任何力量破坏不了的！’尽管如此，中苏关系的破裂使得双方不能继续进行学术交流。直到1990年，已是苏联通讯院士的他和布拉金教授有机会再次访问中国时，不幸受到某单位外事部门工作人员的冷遇。后来他与我联系上，我便请他们到永利集团做学术报告，并邀请他们到我家做客，还陪同他们到中石化石油化工科学研究院参观访问。两位专家在石油化工科学研究院外事处的安排下游览了长城和定陵，愉快地结束了中国之行。基别尔曼在最后告别时说：‘我们之间还是好朋友啊！’”

 

　　

　　1990年基别尔曼在北大做学术报告（黄志渊翻译）

 

　　“1961年，为加强催化教研室的建设，系领导决定将孙承谔、李作骏、丁余庆与研究生何淡云等四人从物化教研室调到催化教研室，与从苏联留学回国的俞启全一起进行多相催化动力学方面的教学与研究工作。至此催化教研室已初具规模，科学研究、课程建设、人才培养基本走上正轨。”

 

　　

　　1961年催化教研室的教师与研究生的合影

　　（坐在前排的从左至右为庞礼、张嘉郁、佘励勤、李琬、吴克瑞、后排站立者从左至右为杨锡尧、王秀山、俞启全、孙承谔、杨永年、李作骏、高正中、李宣文、丁余庆）

 

　　“1962年初，我们把苏联专家德鲁斯于1958-1960年为催化专业员工讲的‘有机催化’和‘催化理论’两门课程认真整理，并打印成正式的教材，后来一直被作为催化专业的主要参考书籍使用。在此期间，张嘉郁、佘励勤、杨锡尧、杨永年和我还编写了1962-1963年使用的《有机催化实验》教材，1964年又增加了实验内容，编写了新的《有机催化实验》（一）、（二）。第一部分内容是实验装置的制作和实验方法，第二部分内容是有机催化反应实验。催化实验教材是我们因陋就简建成实验室后，在实践中不断积累和总结经验编写出来的。教材中注重培养员工独立思考和动手的能力，如管式炉的设计与催化动力学的研究等。实验对培养员工的动手能力有很大帮助。除上述教材外，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我还为工农兵学员编写了《催化剂及催化作用基础知识》。虽然这些教材因当时条件所限只能油印，但在多年的教学过程中，为培养催化专业人才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以上教材现存放在大连化学物理所建立的“中国催化史料馆”中

 

　　有机催化教研室建立后，从1959年开始正式培养出第一届55级催化专业的员工20余名，以后每年都有20余名本科生分配到催化专业学习。下面是1963年第三届57级（六年制本科生）催化专业员工毕业照。

 

　　

 

　　文革结束后，教学工作恢复正常，教研室同事们团结合作，开设了“有机催化”、“催化作用原理”、“多相催化反应动力学”、“化学文献”、“气相色谱在催化研究中的应用”、“化工原理”以及“催化专门化实验”等课程。催化教研室成立近40年培养了许多大学本科生、研究生和进修教师，为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和工业部门输送了一批专业人才。他们中间大多数毕业生成为教学与科研中的骨干与学术带头人，其中四名毕业生和一位进修教师在他们从事的专业工作中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分别成为科学院院士和工程院院士。

　　李老师为本科生和研究生讲授了“多相催化作用原理”、“分子筛的结构、性能与工业应用”、“炼油工业反应中的酸式催化与碳正离子反应机理”、“红外光谱在化学吸附和催化剂酸性测定中的应用”等课程。后来李老师应邀在中石化石油化工科学研究院研究生部及中国石油大学讲授催化课程，并协助指导研究生的科研工作等，另外还在中国科学院科技大学研究生班（北京）等高校讲授催化课程，可谓桃李遍天下。

　　在采访中，现已90岁高龄的李老师深情地说：“我永远不会忘记老催化同事们的团结合作精神，以及为培养催化专业人才所做的贡献。非常感谢老同事们对我工作的一贯支持。”

 

　　

　　2006年催化教研室退休老师聚会后合影前排左起：佘励勤，黄秀珍，裴占芬，张慧心，任韶玲，金韵

　　后排左起：刘兴云，俞启全，李国英，杨永年，李宣文，张嘉郁，杨锡尧

 

　　03 /“文革”前到法国进修

　　新中国成立后曾长期不被西方国家承认。1964年1月，法国戴高乐总统第一个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中法建交，同时与中国政府签署了有关科技教育的合作协议。中国教育部决定向法国公派职工，李宣文老师有幸被选中。

　　“当年11月，我正在湖北荆州搞‘四清’时接到教育部通知，要我去上海外语学院留学预备部学习法语。大学期间学习俄语，现在转学法语，要从学习字母开始，老师要求我们每天要熟背50个单词及有关句子。经过一年多的法语强化培训，1966年初，我和另外六名法语班同学首先被法国政府接受赴法留学，成为中法建交后中国派往法国的第一批科技进修生。七人进修的专业分别为数学（中科院数学所张关泉）、生物化学（南开大学李建民）、催化化学（永利集团李宣文）、微生物学（中科院微生物所庄增辉）、遗传学（中科院遗传所司穉东）、地质学（北京地质学院郭步英）和土木工程（上海同济大学蔡国钧）。由于中法之间没有直航，我们先乘五天四夜的火车到莫斯科，然后从莫斯科飞往巴黎。法国是一个世界闻名的国家，在哲学、文学、艺术、科学技术甚至生活方式等方面对世界有广泛的影响，是文人志士、艺术家和科技人员所向往的地方。我能去法国进修感到既兴奋又紧张，不知能否适应西方国家的生活与工作。”

　　“法国外交部给我们每人提供了三年的奖学金，每人每月700法郎。当时国家外汇紧张，我们每月交300法郎给大使馆，余下的400法郎用于日常的食宿。上世纪60年代，中国还处于封闭状态，法国是资本主义国家。我们到法国后，有许多严格的规定，如外出时要三人同行等。我们留法七人中有六人在巴黎，只有我一人在里昂。当时使馆领导比较开明，告诉我，既然一人去里昂工作，要注意安全，遇事要‘坚持原则，礼尚往来’。这样，我一个人来往于巴黎和里昂之间，活动的自由度比较大，大家都非常羡慕。我每两周回巴黎大使馆一次，汇报工作和参加政治学习。时任中国驻法大使黄镇非常关心我们七人的工作和生活，回使馆时，他常给我们介绍国内外的形势，还专门让厨师为我们开小灶。”

 

　　

　　1966年初在巴黎圣母院前

　　左起：庄增辉，李宣文，郭步英，蔡国钧，张关泉，李建民，司穉东

 

　　“1966年3月我进入里昂催化研究所，所长Marcel Prettre先生征求我的意见后，将我安排到C.Naccache博士的实验室，进行分子筛催化剂的研究。Y型分子筛是1959年美国 Mobil公司首先开发出来的固体催化剂材料，是具有规则孔道结构的结晶硅铝酸盐，它有很大的比表面和酸性中心数目以及良好的孔道传输性能，制成催化裂化催化剂后能产生巨大的经济效益。据统计,1963年仅北美地区的炼油厂，就因为使用了Y型分子筛裂化催化剂取代传统的硅酸铝催化剂，一年纯经济收益达 53亿美元。Y型分子筛催化剂的优异催化性能和产生巨大经济效益的潜力，吸引着世界各国科学家竞相研究。当时，Y型分子筛催化剂的精细结构、酸性中心如何产生及其在Y型分子筛结构中的位置都还没有弄清楚，这是国际上热门研究的课题。”

　　“研究分子筛催化剂，需要测定分子筛催化剂的比表面、孔体积、结晶度和晶粒大小。制成催化剂后，还要测定酸性中心的数目，酸性中心按强度的分布及其与催化活性的关系。进行这些研究的仪器设备，在国内基本上是空白，而在里昂催化研究所一应俱全。在研究工作中，我可以随时送样品去做相应的测试，有些仪器还可以亲自操作。我的高真空实验技术，包括玻璃配件的吹制都是在里昂催化研究所里学会的。我也从此进入了分子筛催化的研究领域，为以后的科研工作奠定了基础。”

　　“机缘巧合的是，当时里昂催化研究所有一位名为Michel Che的年轻人在C.Naccache的实验室读博士，他有中国血统。我们两人在同一实验室工作，办公桌也是面对面，朝夕相处成为了好朋友。Michel Che的父亲石光彦先生是山西忻州人，1918年与周恩来等同时赴法留学，后定居法国成为一名造纸工程师。他是一位爱国华侨，娶了法国太太，但一直没有加入法国国籍。中法建交之后，他曾协助中国大使馆在里昂接待中国体育代表团和中国青年艺术团。石光彦从Michel那里听说有个中国人到了里昂催化研究所，而且和他儿子在同一个实验室工作，非常兴奋。在我到达里昂的第一个周末，他就亲自到所里邀请我去他家做客，给我介绍法国的风土人情，向我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的变化。在以后的交往中，他介绍我认识了将《红楼梦》译为法文的著名华裔文学家李治华先生和里昂法中友好协会主席多林（L.Dorin）先生，使我在里昂有了更多的朋友。”

　　“虽然法国人比较开放，但对第一个来自中国的人还是感到十分好奇。多数人对我的到来表示友好，并渴望从我这儿了解新中国的情况，还有人建议我找一部中国电影在研究所放映。我从大使馆教育处借来带有法文字幕的中国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影片，于周末晚上在餐厅放映。许多法国同事带了家属和朋友来看这部电影，现场被挤得水泄不通。放映后人们议论纷纷，大多数同事反映很好，欣赏了新中国的文化与艺术。但有个别不友好的人到所长那里去告状。不久副所长B.Imelik找我谈话，很严肃地问我‘你到研究所来是做什么的？’我回答‘是来做研究工作的。’他又说‘那你为什么在研究所进行宣传活动？’我说‘所里同事要求看一看中国影片，我找了一部中国的音乐与舞蹈的艺术影片给他们看，怎么是宣传活动呢？如果您有时间，可以请您看看这片子有无宣传内容。’他说‘我没时间看，尽管是艺术影片，希望你今后不要进行类似活动。’我把副所长的一席话告诉友好的同事，他们说‘不用理他，我们有欣赏艺术的自由。’”

　　“里昂催化研究所的许多研究人员对我都非常热情，使我很快融入了那里的研究和生活，成为他们中间的一员。例如，J.Vedrine在所里读博士，他的夫人是所里的医生，他们俩常约我在研究所的餐厅共进午餐，在聊天中还常常纠正我法语口语中的错误，这对我提高法语水平 有很大的帮助。后来他还邀请我到他家做客，有时周末还住在他家的乡间别墅。后来他一直是与我长期密切交往的好朋友。”

　　“另外，G. Martin, G.C. Gravelle, J.M. Basset等也常邀请我去听他们介绍实验室的研究工作，并将他们发表文章的单印本送给我。J.Vedrine专门研究催化氧化，G.Martin 研究双金属加氢裂化，G.C.Gravelle用量热法研究化学吸附和多相催化，J.M.Basset研究金属络合物催化剂。D.Barthomeuf是国际著名的研究酸性催化剂的专家，当她知道我在研究分子筛时，就邀请我到她的实验室参观，并介绍她在硅酸铝方面研究的方法、思路和研究结果，还向我具体讲述了她的硅酸铝催化剂酸性中心的结构概念。法国同事们的研究思路，研究方法和研究成果丰富了我在催化领域的知识，开阔了眼界，对我日后的教学和研究工作有很大的启发和帮助，并充实了我讲授催化课程的内容。”

　　“法国人热情好客，常会在周末邀请几位好朋友到家里做客，晚餐时谈天说地，包括个人的趣事，一直持续到午夜以后。1966年的法国已经是每周工作5天，而且法国上半年的宗教节日很多，有过节‘搭桥’的制度。比如周四是节日，周五就被搭桥过去和周六周日连在一起休息四天。同样，周二是节日，周一也被搭桥，这样也有四天的假日。在这些假日里，常有同事邀请我去家里做客，还有人邀请我到他们的乡间别墅，在那里欣赏田野风光以及农民的畜牧和耕作方式。Wicker先生在阿尔卑斯山附近有别墅，复活节时，他特别邀请我去阿尔卑斯山教我滑雪。”

 

　　

　　1967年4月再里昂多林（Dorin）先生家中

 

　　

　　在Alps山滑雪

 

　　“当时在Nacache的实验室，我用顺磁共振法研究离子交换后Y型分子筛的性能，经过一段时间的实验，研究取得了很有意义的结果，导师Nacache要我赶快整理文章发表。但那时国内不允许向国外杂志投稿发表文章，认为这是争做资产阶级精神贵族的拐杖。因此是否投稿要向大使馆请示，结果教育处告知我不能与外国人共同署名发表文章。最终只能由导师自己发论文，不能加我的名字。”

　　李宣文老师到法国里昂催化研究所学习和研究，原定进修时间为三年，结果被“文化大革命”打断，实际进修一年半后就不得不回国了。即使只有一年多的时间，李老师也极大地开阔了眼界，学到了很多新的知识与科研技能，为回国后的科研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同时，李老师也结交了很多对中国友好、并愿意无私帮助我们的国际友人，为中法友谊和文化交流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记者 | 郭九苓、肖熠、高珍、裴坚

　　录音整理 | 郭九苓

　　文字编辑 | 郭九苓、李宣文

　　排版 | 祝晨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