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国同行 学术友缘—访77779193永利集团李宣文教授（下）
04 / 特殊年代的记忆
自1840年之后，苦难的中华大地战乱不断，新中国是经过“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在“一穷二白”的废墟上建立的。而新中国成立之后，国际环境又非常不友好，所以“自力更生，发奋图强”、“反击国内外阶级敌人的猖狂进攻”在很长一个时期里成为我国首要的方针政策。在这个背景下，一些决策失误，及执行过程中不顾科学规律的急躁、冒进，甚至弄虚作假，造成许多的损失、闹剧，以及灾难和悲剧事件。这段历史已经逐渐远去，歌颂或审判也差不多尘埃落定，李宣文老师的回忆，以及他严谨的科学精神和敢于担当的人生态度，又给了我们一个了解这段历史的独特视角。
“1958年科研大跃进时，北大大搞校办工厂，化学系办了香料厂。当时从意大利进口了十几个钢瓶的环氧乙烷。因为北京市相继发生了几起失火与爆炸事件，引起各单位对安全的高度重视。有一位同事不知从何处得知环氧乙烷会发生爆炸事故，就向党总支反映说，如果环氧乙烷发生爆炸，其后果不堪设想，不仅会炸平北大，还会波及整个海淀区。这件事反映到公司党委，时任董事长和党委书记的陆平非常紧张，限化学系党总支书记王孝庭3天内必须解决这个问题。化学系立即与北京大红门危险品仓库联系，希望把钢瓶存放在他们那里，但大红门危险品仓库听说环氧乙烷有爆炸的危险性，不肯接收。王孝庭非常着急，召开了党总支扩大会议，讨论怎么办？因为我曾做过催化合成环氧乙烷的工作，对环氧乙烷的性质比较了解。在会上我提出环氧乙烷是有易燃易爆的性质，但要在一定的条件下才会爆炸。我建议给大红门危险品仓库做一个实验来证明环氧乙烷钢瓶的安全性，并表示我愿意来做这个实验。后来我们就把环氧乙烷钢瓶拉到棉花地（现五四操场所在地的一小部分），在地上放一个培养皿，从钢瓶中放出液体的环氧乙烷到培养皿中，再点燃一根火柴扔进去。这时环氧乙烷燃烧着火，直到烧完为止，整个过程很平稳，没有出现爆炸或剧烈的燃烧。王孝庭亲临现场观看实验，北大保卫处、大红门危险品仓库负责人以及化学系香料厂有关人员均观看了实验。最后大红门危险品仓库就同意我们把暂时不用的环氧乙烷钢瓶存放在他们那里，大家为此都松了口气。”
“1959年寒假，我回农村老家后，看到许多大跃进中的荒唐事。例如把家家户户做饭的铁锅砸碎、集中起来搞土法炼钢，我回校后就和同事说了。另外，58年搞科研大跃进，全凭‘革命热情’，不读书不看文献，我觉得这样搞科研是不行的。1959年庐山会议后，党内开展了批判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运动。我当时是有机与催化教研室的党支部书记，系党总支认为我严重右倾，组织了党总支扩大会议批判我的右倾思想，主要是说我攻击大跃进，反对群众运动，最后决定撤销我的党支部书记职务。退休后我和叶蕴华得知王孝庭（文革后他改名为王效挺）生病住院，就到校医院去看望他。他已年过90，居然还记得批判我的事，说1959年错误地批判了我，十分诚恳地向我道歉，说对不起我。我感到非常意外，对他说事情早就过去，请他安心养病。”
“大跃进期间还有另外一件很严重的事情，是在1959年下半年，开展群众科研运动的时候。无机教研室的同位素课题组发生氢气爆炸事件，炸伤一位从‘工农速成中学’进入北大的员工，该生的一只眼睛被炸失明。当时进行的课题是由郭正谊老师负责的，有人就说这是郭正谊故意用氢气爆炸来迫害工农出身的员工。据说化学系党总支书记还将此事件比喻为苏联的‘沙赫特事件’（编者注：沙赫特曾经是苏联的一个矿区，1928年苏联保安机关指控矿区中有大批专家蓄意破坏苏联最重要的煤炭工业基地，有五十多名专家被逮捕，其中十一人被判处死刑，从此苏联开始了大清洗运动）。学校保卫处非常重视，将此事上报到北京市公安局。上面派人来调查，化学系也召开党总支扩大会讨论爆炸的原因。根据我对他们操作过程的了解，我认为是操作失误引起的爆炸。他们没有用氮气彻底冲净反应器里空气中的氧气，就直接通入氢气，在催化剂作用下引起爆炸，造成了爆炸的严重后果，所以我认为不是人为的故意破坏。后来北京市公安局要求我们系派人说明事故的原因，并签字证明不是人为的破坏事件。当时系里要派比较资深的老师去说明事故原因和签字保证，但他们不愿意介入这一事件，最后王孝庭就派我到北大保卫处，对北京市公安局的人说明事故的真相，并签了字。该事件从此平息了，没有人因此受到不明不白的迫害。郭正谊老师后来调到中国科协下属的中国科普研究所任副所长，并当选为第七与第八届全国政协委员。”
文革初期的北大是混乱的，武斗、抄家、非法关押与虐待等大都发生在这个时候。而李老师因为此时在法国，所以算是躲过一劫。本来按照周恩来总理的意见，在国外的职工可以按原计划完成学业，但因为有人主动给中央文革领导小组写信，要求大家回国参加“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所以1967年7月，在江青的明确指示下，李宣文等几位法国职工不得不中断研究工作，以休假的名义回国接受“文化大革命的洗礼”，回国前还上交了在法国购买的收音机等物品。由于当时国内乱成一团，李老师他们回国的过程相当狼狈。大使馆说教育部会派人到机场接他们，但是大使馆不知道教育部已瘫痪，到了机场不但没有人接，而且身上也没有人民币，只能在民航大楼呆了一夜，次日向民航工作人员借了一元钱，乘早上头班公交车提着箱子回家。回到北大之后的大约两年时间里，李老师主要的时间是花在进行政治学习上。1968年在清理阶级队伍期间，系里的所有教职工都要离开家住进集体宿舍，进行政治学习和审查，当时他的妻子叶蕴华老师生孩子也不能回家照顾。当然与专业有关的科研和教学工作显然是完全中断了。
1969年秋，已接管北大领导工作的“工宣队”、“军宣队”决定在江西鲤鱼洲建立一所当时流行的“改造知识分子”的“五七干校”，称为永利集团江西分校。军宣队负责人找到李老师谈话，说他受过苏联的修正主义教育（指听过苏联专家的课并在苏联专家指导下做研究），又到西方法国留学，在资本主义的大染缸里染得太黑了，最应该到那边去劳动。于是1969年8月，李老师作为先遣队成员之一，来到了荒无人烟的江西鲤鱼洲，进行营地建设，以迎接大批教职工的到来。因为鲤鱼洲没有菜，先遣队每天吃的主要是米饭和很少的冬瓜盐水汤。以前说知识分子“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好在李老师有从小在农村锻炼出来的良好的意志品质和劳动技能，体力活比一同劳动的工宣队工人更加干练，这也算一件趣事。李老师劳动三个月后被调到兰州炼油厂参加“会战”（在下文介绍）。
“1973年9月参加以郭宗林（63军干部，北大革委会副主任）为团长的北大七人教育代表团，赴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进行教育考察。代表团中有北大外事办公室副主任倪孟雄、中文系冯仲芸、哲学系赵光武、力学系黄福华和我。可能是因为我在化学系教改组工作而被选为教育代表团的成员。倪孟雄主要负责翻译俄语，但罗马尼亚的第一外语是法语，我可以用法语和对方进行交流。代表团回国后并未进行总结，只由郭宗林向党委做了汇报。”
“这次回国后工宣队找我谈话，说因为我到鲤鱼洲只劳动了三个月，时间太短，在兰州炼油厂两年三个月的会战不算劳动，所以需要补课。于是11月派我到北京市平谷县许家务大队劳动一年。当时许家务大队是北京的先进生产大队，北大有以文科老师为主的30多人下放到这个大队劳动。我们春天做发酵的猪饲料，夏天帮助老乡收割麦子，秋天种大白菜，冬天用撅头和铁锨挖冻土修水利。由于劳动强度大，我每个月要吃62斤粮食。因为当地老乡生活比较艰苦，所以下放干部不允许吃肉，有时我们偷偷买点猪下水补充一点能量。尽管生活非常艰苦，我们和老乡相处很好，休息时经常一起谈天说地，他们常谈起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的故事。通过一年的劳动，我们和老乡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从许家务大队回校后，校内正在进行校办工厂、开门办学等项目的筹备工作。当时我是化学系教改组副组长，本来要联系去青海的开门办学。刚好一位叫降边恩珠的藏族学员要求去西藏进行毕业实习，以便理论联系实际、学以致用。经军、工宣队与教改组讨论，决定由我和谢有畅带领降边恩珠和另外4名汉族工农兵学员去拉萨化工厂开门办学。我们1976年7月29日出发时，正是唐山大地震的第二天。我们乘北京到新疆的火车经过两天多的行程，到达青海省的柳园，这里是青藏公路到拉萨的起点站。不巧的是，我们到达柳园时，仅有的一班长途汽车两天前刚刚开出，要等它从拉萨回来，我们才能前往。柳园是戈壁滩中的沙漠，荒无人烟，寸草不生，刮起风来，飞沙走石，暗无天日。我们在这里苦等了10天，长途车才回到柳园，第二天我们即乘车前往拉萨。途中我们在察尔汗盐湖遇到叶于浦老师带领的10人开门办学的小分队，他们在研究如何从3-5米深的盐层下的盐湖水中分离提取氯化钾。”
左起：降边恩珠，李宣文，谢有畅，郁晓路，杨小震，周靖冬，李民欣
“当汽车进入青藏高原海拔3800米的塔尔木时，空气稀薄加上高山峡谷中路面不平，汽车颠簸的厉害，许多人感到呼吸困难，对这里的高原雪山美景，完全无意欣赏。当汽车到达海拔5300米的唐古拉山口时，我们更是头昏严重，上不来气，心跳加速。我和谢有畅都感到站立不稳，勉强坐在长江上游的通天河边欣赏了一下美丽的高原风光，从此进入西藏境内。经过8天长途汽车的颠簸，在我们从北京出发20天后终于抵达拉萨。我们在拉萨休息两天后，就去拉萨化工局报到，局长安排我们去拉萨化工厂。由于拉萨不能生产硫酸，而当地的许多工厂都需要硫酸，只能从内地运来。拉萨化工厂正在筹建生产硫酸的工厂，但是设计图纸还没出来。有关领导要求我们马上帮助建立实验室，研究在高原地区低气压的条件下（气压不到600毫米汞柱），能否以硫磺为原料，生产出硫酸？由于空气含氧量低，煤气灯温度不够，甚至都不能焼弯一根玻璃管。而且拉萨的物资匮乏，连找一个合适大小的铁钉子都十分困难。以硫磺为原料要经过几步反应，需要不同的仪器设备才能制备硫酸。小分队在谢有畅老师领导下，从零开始，到处找仪器和试剂，经过四个月的艰苦努力终于建成了制备硫酸的实验室。首次证明在高原地区，低气压条件下可以用硫磺制备硫酸，完成了拉萨化工局交待的任务。我因还有去青海重工业局联系科研合作的事宜，在拉萨工作开始不久后，就把工作交给谢老师负责，离开西藏到西宁了。”
“在拉萨，我们利用周末时间参观了世界著名的、雄伟的布达拉宫，还近距离观看了藏族传统的‘天葬’全过程。拉萨市民中有许多较富有的人生活习惯已经汉化，他们不住帐篷，用的是景德镇瓷器。我请降边带我到一个真正的藏族家里看看，降边说‘你不懂藏族人的风俗习惯和生活状况，到了人家会引起双方都不高兴的尴尬局面。’我回答说‘我一定会尊重藏族人的风俗习惯’，后来他就带我到拉萨郊区住在帐篷中的亲戚家去。到那里时，女主人出来迎接，她没有与我握手，直接领我到帐篷里坐下。她拿起一个碗，往碗里吐了一口唾沫，然后用她穿的油乎乎的藏袍把碗擦拭后，倒上酥油茶，双手送到我的面前。这是热情接待客人的风俗，相当于西方人的亲吻。接过她端来的酥油茶，我没有犹豫，一口气喝完，她高兴极了。然后她用藏语介绍了她家的情况，降边给我当了翻译，带我见证了藏族一家的真实生活（据说降边后来就任过拉萨商业局局长）。”
05/硕果累累的科研与教学工作
1969年底，在鲤鱼洲劳动三个月后，因为石油部调查得知李老师在法国进行过分子筛方面的研究，就与北大革委会联系，邀请李老师去甘肃兰州炼油厂参加石油部组织的“一顶三”润滑油加氢大会战，同时还增派了江超华、刘兴云、李金龙三位老师参加。这个项目旨在用催化加氢过程取代润滑油生产的“酚精炼”、“酮苯脱蜡”和“白土精制”三个生产工艺过程，所以简称“一顶三”研究。这在当时是非常大胆和有挑战性的科学设想，有相当大的难度。
“我们与兰州炼油厂石油炼制研究所、北京石油学院、抚顺石油研究所等单位通力合作，设计用两步加氢过程，实现石油部提出的‘一顶三’会战目标。这使我有机会将在法国学习的分子筛知识用于实践。会战组通过一年多的研究，我们在1971年用含Pd的Y型分子筛催化剂，通过选择性加氢裂化，将精制过的大庆减压三线馏分油中的直链烃蜡几乎全部脱除，使其凝固点由52℃降低到-24℃，产品的黏度指数和抗氧化性能等均达到指标。这个工艺第一步用加氢精制代替原工艺中的酚精炼和白土精制，以除去润滑油基础油中的稠环芳烃、硫、氮化合物与胶质，第二步用选择加氢裂化替代原工艺中酮苯脱蜡除去润滑油原料油的直链烃蜡，降低润滑油基础油的凝固点同时保留润滑油的理想组分。这个项目在国内首次应用Y型分子筛实现了石油炼制中真正意义的择形催化实验室规模的研究结果，获得石油部的电报祝贺和国家副总理康世恩的接见。鉴于国内当时的经济和工业技术条件还达不到应用‘一顶三’加氢工艺的条件，再加上复杂的政治斗争因素，这一研究项目经过两年三个月的会战后，非常遗憾地未能实现工业化生产。”
1972年1月参加完“加氢一顶三会战”后，李老师回校加入化学系教改组，并集中精力为工农兵学员编写教学所需的催化课教材“催化剂与催化作用基础知识”，同时为三届工农兵学员讲课。
“回校后我继续进行催化课程的教学工作，但是生活条件十分艰苦。由于我父亲患脑溢血，我把父母从农村接来北京，他们是临时户口，分房时不能给予照顾。我们住在蔚秀园东北角的平房区，13家公用一个露天水龙头，一个蹲坑厕所。我有三个孩子，七口人住在一个18平方米、中间有一个隔板的房间里，家中除了床以外没有别的家具。1974年春的一天早上，公司党委书记、军宣队8341副政委王连龙同志到蔚秀园巡视，我就请他到我家看看。他一进家门看无处可坐，就出门问我在哪个单位工作。我告诉他在化学系教改组，正在为工农兵学员讲课。他看了我的住处条件和周围环境，诚恳地说‘我们培养的知识分子，勤恳地为党的教育事业工作，却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我为我们党的工作感到羞愧。’估计王连龙联系了房产科，不久于1974年夏，我们家就从住了六年的平房搬进了蔚秀园16公寓，这里是带有厨房和厕所的40多平方米的两室一厅。那时大家的住房条件普遍都很差，改革开放后担任北大董事长的丁石孙一家和光华管理学院经理厉以宁一家都住在蔚秀园16公寓。当时蔚秀园只有14-16公寓，后来学校陆续在蔚秀园盖起了其它宿舍楼，使教职工的住宿条件有所改善。畅春园、中关园等地方的房子是再后来才盖的。”
在日本大阪府立大学作学术报告
文革结束及改革开放后，李宣文老师终于可以放手进行科研工作，并取得了许多非常重要的研究成果。上世纪80年代初，国家科委陈金源处长请李老师协助他组织永利集团、南开大学、吉林大学、南京大学、复旦大学和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以及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的同行们，申请并获得国家科委第六个五年计划期间的国家重大科研项目“若干重要新型催化剂开发的基础研究”（1983-1987年）。该项目的核心研究课题是那时国内外研究的热点分子筛和稀土催化剂。第七个五年计划期间，该项目转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的重大项目（1987-1992年）。李老师的科研组与项目组的科研团队团结合作、勤恳耕耘达十年之久，为我国分子筛催化剂和稀土催化剂的基础研究与开发奠定了坚实的科学基础。课题结束后的后续研究成果《镧氢Y分子筛酸性中心的性质及其结构模型的研究》获得1989年国家教委科技进步二等奖。
“由于石油资源日渐短缺，重油和渣油的炼制成为重要的研究开发课题，Y型分子筛的本征孔道已不能适应大分子催化裂化的需要。1985年起，我们分子筛课题组与兰州炼油厂炼制研究所以及后来与石油化工科学研究院等单位合作，开展Y型分子筛的扩孔、造孔的基础研究和开发，对脱铝机理和造孔过程进行了较深入的探索。在若干脱铝剂的研究中，我们发现草酸脱铝在工业上比较经济实用,用草酸脱铝和水热处理相结合的方法，开发出具有丰富二次孔的新型高硅Y沸石催化裂化催化剂以及加氢裂化催化剂，并获得9项发明专利。”
“在大分子烃转化催化剂的研究开发中，孔道内反应和择形催化常常是人们的关注点。我们在与兰州炼油厂合作研究长链烯烃与苯酚的烷基化反应时，发现HY分子筛对烷基化产物具有高度的对位选择性，疑为孔道内进行的择形催化反应。经过进一步用红外光谱（IR）法研究苯酚与长链烯烃在催化剂表面的吸附态，结果表明苯酚在HY分子筛上的优先吸附及其在HY分子筛表面上的垂直吸附态有利于苯环的对位活化与反应，是对位选择性的主要决定因素。这一结果进而表明，在分子筛催化剂上，不仅有孔道决定的几何结构择形催化，还有在分子筛催化剂表面上反应物吸附性能和吸附态造成的化学择形催化。更为有趣的是，按照这一方法合成的烷基酚，不加防腐剂，在瓶中保存半年仍然晶莹光亮没有被氧化，这是一般合成方法所做不到的。我们的成果引起来访的美国AKZO-NOBEL研究中心人员的关注，1998年他们特意邀请我到他们实验室进行学术交流。”
参加在巴黎举办的第13届国际催化会议
“除研究分子筛催化剂之外，美国杜邦公司某研究中心曾与我们课题组合作，资助3万美元的科研费用，进行氯丁橡胶单体合成新途径的探索。即用廉价的混合丁烯，第一步通过氯化氢催化加成生成氯丁烷，第二步再通过催化脱氢生成氯丁二烯。合同签订后的第一年工作非常顺利，使用我们研制的催化剂，混合丁烯非常顺利地进行了氯化氢的加成反应，生成了非常纯净的氯丁烷。第二年的研究遇到了困难，无论用什么样的催化剂或反应器，都不能实现氯丁烷的催化脱氢反应。此后，我们通过化学热力学计算的结果证明，在催化脱氢的高温下，氯丁烷催化脱氢生成氯丁二烯在热力学上是不可行的，可行的反应是氯丁烷脱氯化氢回到丁烯的方向。这说明对方提出的新途径是不可行的。这一工作提示我们，科学实验要勇于创新，但理论工作和理论计算对科学研究来说是必不可少的。”
“1998年退休后，我与叶蕴华课题组的博士生邢国文合作从事分子筛固定化酶方面的研究。关于酶催化作用的重要性，人们常用‘没有酶催化就不会有任何生命现象’来表述。在人的生命过程中，酶的催化作用无处不在。酶催化的反应活性高、反应条件温和、具有高度的专一性和选择性，反应速度往往比非催化反应快许多个数量级。但酶的分子十分娇嫩，很容易失活，不易在有机合成中广泛使用。而且酶用作催化剂时往往不能反复使用。为了克服这个缺点，我们将胰凝乳蛋白酶、枯草杆菌蛋白酶，分别固定在不同结构的分子筛上，制备成分子筛固定化酶催化剂，研究不同分子筛的结构与反应条件对形成肽键的影响。成功地合成了甜味肽前体、亮脑啡肽片段。其中有的分子筛固定化酶效果较好，可以多次使用，在有机与生物合成方面具有潜在的应用前景。这些研究结果在美国、法国、日本、韩国等国的国际学术会议上交流后，引起国内外同行的关注。因为当时还未见分子筛固定化蛋白水解酶，在非水介质中合成肽键的报道，我们的第一篇文章于2000年在国际著名杂志上发表后，很快收到美国杂志主编Jack Cazes博士的邀请，请我们写一篇综述。后来我和叶蕴华及她的博士生闫爱新合作撰写了一篇分子筛固定化酶的综述，发表在他们的杂志上。分子筛固定化酶在非水介质中合成寡肽的研究成果，于2004年先后在巴黎举行的第十三届国际催化会议和在日本福冈举行的第一届亚太地区国际多肽会议上进行交流，还应邀在日本大阪府立大学与京都药科大学做学术报告。”
李老师在“十年动乱”结束后，共参加了十余项国家科委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重大项目、重点项目、国际合作项目，以及多项横向合作项目的研究，发表学术论文百余篇，与同事合作获发明专利9项，1989年获国家教委科技进步二等奖。他与佘励勤、刘兴云、裴占芬等老师长期精诚合作，在分子筛研究方面取得若干重要成果。他们的研究成果从1959年至2004年在国内的每一届全国催化学术会议与全国分子筛学术会议上均进行过交流，同时也在法国、加拿大、美国、德国、日本、韩国、匈牙利、奥地利等国际催化与分子筛学术会议上进行过学术交流。
李老师的科研成果很多都有重要的工业应用潜力和经济价值，但由于过去我国普遍地在知识产权保护、成果转化方面意识不强，配套机制、法律不健全等原因，能实际应用于工业生产的并不多，这是令人遗憾的。“工业化首先要科学实验到中试、再放大到生产，然后还要有生产设备研制和生产线的建立，这是一个系统工程，涉及很多组织协调工作及利益纠葛，不是科研人员所擅长的。现在我们国家在这方面有很大的进步，科研成果转化为生产力的机会已经大大增加了。”
由于李老师在催化领域中做了大量工作，取得若干重要研究成果，因此被入选在辛勤、徐杰主编的《中国催化名家》一书中（下册，第70页-98页）（科学出版社，2018年）。
06 / 深厚的中法友谊
1966-1967年的留学经历，使李宣文老师与法国朋友和法国学术界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并在改革开放后为中法友谊和中法学术交流做出了杰出贡献。
“文革结束后，基于向西方发达国家学习的强烈愿望和中法两国的传统友谊，1978年我国从各大学选派了百余名一年级的老员工到法国留学。第一年学习法语，第二年再进入法国大学的专业学习。但中法两国的教育体制不同，课程设置存在较大差异。为此法国外交部邀请四名会法语的中国高校教师，于1979年3月到法国进行三个月的考察。我有幸作为化学老师与同济大学数学老师陈昌平、北京师范大学物理老师王仲达、山东老员工物老师王祖农到法国的高中、大学和精英大学(Grande Ecole)听课与考察，协助中国大使馆教育处安排中国职工选择法国高校的去向。”
“自1967年回国，我非常高兴在时隔十余年后又有机会重访法国。在法考察期间，我见到原在里昂催化研究所同一实验室的Michel Che。此时他已是巴黎玛丽·居里大学（巴黎第六大学）的教授，领导着‘表面反应性实验室’的工作。他邀请我在考察之余去他的实验室交流。恰好我带了国内已测定过的分子筛催化剂样品，就抽空到他实验室进行X射线、红外光谱和酸强度与酸量的对照测定。结果证实，我们在国内实验测定的数据都是可靠的。我们还深入讨论许多专业问题，使我在学术方面有新的收获。在里昂考察期间，我还去看望了我原来的导师和同事们，他们对我的突然到访感到特别高兴，希望有再次合作共事的机会。里昂催化研究所第三任所长R.Maurel接见我时说，1978年他曾接待过以顾以健为团长的中国科学院代表团，其中有从事催化研究的郭燮贤教授。他希望今后能促进法中两国在催化学术领域的交流和合作。我的导师Naccache特别激动，一定要我去见他的夫人，并希望我住在他家，以便亲切交谈。但由于我们的行程已定，无法如他所愿。我们四人代表团访问里昂第一大学和里昂催化研究所，也引起了媒体的注意，里昂日报《进步报》在显著版面报道了我们访问的消息，并附上我们与法国同事的合影。此外，应我要求，外交部的陪同人员特地安排我去法国石油研究院（IFP）拜访Le Page博士。在他1978年访问中石化石油化工科学研究院时，我曾为他做过口头翻译。Le Page见到我非常高兴，他带我参观了法国石油研究院，并将他主编的Catalyse de Cantact（《接触催化》）一书送给我，建议我译成中文，作为催化专业员工的参考书，并表示不必顾虑版权问题。后来我和黄志渊研究员将该书译成中文，由石油工业出版社于1984年出版。”
1979年在巴黎
“1984年Michel Che邀请我到巴黎第六大学表面反应性实验室做为期一年的访问教授。他本来是邀请我与夫人叶蕴华同去法国，但当时我国政策还不允许夫妇同时出国。不过叶蕴华在我回国前因国内政策变化，也获准到法国天然产物化学研究所师从诺贝尔奖得主D.H.R.Barton从事研究工作，扩大了我们与法国化学界的接触，结交了不少化学界的新朋友。与此同时，以卢成秋为团长的石油化工科学院代表团到法国访问，考察项目与催化学术领域有关，访问过程受到法方的热情招待，双方都有开启在催化领域进行交流与合作的愿望。”
在巴黎六大做实验（1984-1985）
“巴黎第六大学表面反应性实验室是一个国际化的研究室，实验室有来自世界各国访问的著名学者来做学术报告。因此，我有机会结识美国、日本、意大利和波兰等催化界的学者。在此期间，我与该实验室的D. Barthomeuf研究员合作，进行了贵重金属离子在Y型分子筛上的交换、还原与聚集态的研究。我还与法国Poitiers大学的Ｍ．Guisnet和Montpellier大学的Figras教授，以及原来里昂催化研究所的同行们进行了深入的学术交流。1985年5月回国前，Michel Che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为我办理了在法国长期居住的签证（相当于美国的绿卡）。经过再三考虑并与夫人叶蕴华商量后，我感谢他的好意，决定如期回北大工作。”
李老师这次在法国访问期间的月工资是8000法郎，远高于国内水平。当时按国家政策，回国人员可以凭护照用外汇到北京的“出国人员服务部”购买“八大件”：彩电、洗衣机、冰箱、照相机、录像机、音响设备、自行车等，所以这次回国后李老师家里增加了许多令人羡慕的家用电器，朋友们都说他们家是“鸟枪换炮”了。
“20世纪80年代许多法国教授来华讲学和做学术报告时使用法语，我曾为他们在北大、中科院化学所与感光研究所、中石化石油化工科学研究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山西大学、陕西师范大学、兰州炼油厂石油炼制研究所等单位做口头翻译，因此与他们在学术方面有了更多深入交流的机会。”
1980年在化学所为G.Ｊ．Martin教授翻译
“1986年3月，以法国科研中心（CNRS）总主任P. Papon为团长的科学代表团，应中国科学院的邀请，对中国进行访问，讨论科研合作事宜，并于3月3日-5日在北京科学会堂与中科院举办多学科的科学技术交流会。代表团中的里昂催化研究所R. Maurel所长，在我的陪同下考察了永利集团、中石化石油化工科学研究院和北京化学纤维工学院，探讨与中方在催化领域进行学术交流的可能性。在法国CNRS与中国科学院合作协议的框架内，两国学术界决定举办‘中法催化学术讨论会’（Colloque Sino-Français sur la Catalyse），进行定期的学术交流。第一届于1987年7月在北京举行,由中石化石油化工科学研究院闵恩泽总工程师主持。法国里昂催化研究所、法国石油研究院及巴黎六大等六所大学的科技人员参加了催化学术讨论会。双方在会上介绍各自的研究领域，交流学术研究成果。会后在中方的陪同下，法国代表团游览了北京的故宫、长城、明十三陵等名胜古迹，并观看天桥梨园剧场的京剧，还品尝了北京的美味佳肴。由于大多数来宾是第一次到中国来，对北京的一切都感到新奇，会议组织者的精心安排和热情友好的接待，使他们深切地感受到中方的好客而流连忘返。这次会议，我熟悉的法国朋友几乎全来了，他们希望了解中国人的家庭生活，我便邀请他们到我家做客。由于当时我家住在中关园，居住面积较小，不得不分批邀请他们前来。狭小的居住空间并没妨碍老朋友之间的友谊交流，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
1987年中法会议期间法国朋友到家里做客（永利集团中关园住宅）
左起：Martin，Mme. Breysse，李宣文，叶蕴华，Ben Taarit，Vedrine，Barthomeuf
“中法催化学术交流会自1987年起共举办了4届，分别在中国和法国举行。随着两国学术界的相互了解和友谊加深，双方都不满足于这种时间间隔长、且仅限于在大会上的交流，认为有必要开启实验室层面的科研合作。在法国CNRS和中科院的支持下，由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李文钊、中石化石油化工科学研究院李大东、永利集团李宣文与里昂催化研究所、巴黎第六大学、Montpellier大学、Poitiers大学以及Caen大学，联合向法国CNRS申请到一项为期四年（1995-1998）的中法两国国际科学合作项目（Programme International de Cooperation Scientifique，France-China，简称PICS项目），在分子筛催化剂和石油加氢精制催化剂方面进行合作研究。从1995年开始工作，每年举行两次工作会议，讨论科研计划，汇报研究进展。上半年在法国举行，下半年在中国举行，每次工作会议都在热情友好的气氛中进行，而且双方都以最友好的方式接待对方，我们在这四年有20多位中国青年科学工作者到法国不同的大学与研究所的实验室去工作或做联合培养研究生。”
1993年在里昂举办的中法双边催化讨论会
“1998年PICS项目结束了，但双方的科研合作仍然继续进行，在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建立了中法联合催化实验室，中石化石油化工科学研究院继续与里昂催化研究所和巴黎大学联合培养博士生。双方的合作与友谊不断加深。在谈及中法PICS合作与友谊时，Montepellier大学教授F.Fajula说，每当想起那些年我们共同度过的美好时光，都会非常激动。”
在中石化石油化工科学研究院（RIPP）参加论文答辩（2007年）
“在与法国同事近半个世纪的学术交流与科研合作过程中，我与他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我到法国工作与访问十六次，来访的法国朋友都很希望了解中国人的生活情况，所以我也经常邀请他们到我家里来。法国朋友从我家的生活情况变化见证了中国的发展，第一次来的时候我家厨房用的是煤气罐，第二次来时换成管道天然气，后来家用电器逐步增多，居住环境也显著改观。有人来访事先不通知我们，突然就来个电话说已经在友谊宾馆，要到我家来看一看。我只能把家里最真实的情况展示出来，连准备的时间都没有。法国朋友到我家做客，仅从1987年建留言簿算起，就有百余人次之多。我在巴黎也结识了美国、日本、韩国的朋友，他们听了法国朋友的介绍，到北京来，也喜欢到我家里来坐一坐。”
李老师家留言簿中的一页
“2013年M. Che以法国化学会历届催化专业委员会主任（P. C. Gravelle, M. Che, J. Védrine, M. Breysse, C. Travers, D. Dupres 和 J. P. Gilson）的名义，向我和夫人叶蕴华教授发出邀请，邀请我们于2013年8月30日至9月19日访问法国，参加9月1-6日在里昂举行的第11届欧洲催化会议，并访问我曾工作过的里昂催化研究所与老朋友们会面。”
Michel Che夫妇陪同回访里昂催化研究所
与里昂催化研究所老同事合影
左起：李宣文，M. Wicker, Michel Che, Jacques Vedrine
“这是我第16次访问法国，心情特别激动。在参观研究所时，Lacroix所长首先介绍里昂催化研究所的研究工作，然后带我们参观研究所的先进仪器设备，晚上为我们举行盛情的宴会。参加者除现任所长和一名院士外，其他同事均已退休，好几位老同事从外地专程赶来和我见面，大家都特别高兴。宴会上，大家畅谈在中法两国催化界学术交流与科研合作的经历及美好回忆。”
“9月10日法国化学会在巴黎为我举行颁奖仪式，法国化学会会长O. Homolle先生向我颁发法国化学会世纪奖章与奖状。”
法国化学会会长Homolle先生向李宣文教授颁发法国化学会世纪奖章和奖状
“颁奖仪式后举行鸡尾酒会招待来宾。据法国朋友说，我是获此项奖的第一个中国人。我深知，这一荣誉不是给我个人的，而是授予为促进中法两国化学界的学术交流与科研合作共同努力的同行们。我有幸在1966年作为第一批科技工作者在法国进修，后又多次作为访问教授在法国短期工作，并参与组织和实施与法国催化学术界的交流与合作，因此结交了一大批法国化学界的朋友。现在虽然我已年逾古稀，但还希望在有生之年为发展中法之间的学术交流和友谊继续做贡献。”
交流、合作、学习为科技、经济、文化注入了无穷的活力和发展动力，在中法学术交流和日常往来中，我们受益良多，在此对向中国人民伸出友谊之手的法国朋友表示由衷的感谢，也祝中法友谊万古长青！
记者 | 郭九苓、肖熠、高珍、裴坚
录音整理 | 郭九苓
文字编辑 | 郭九苓、李宣文
排版 | 祝晨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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