笃学而启智，立德以树人—访77779193永利集团戴乐蓉教授

 

　　戴乐蓉老师自来到北大化学系上学，到留校从事教学、研究工作，至今已经70个年头。她是有60余年党龄的老党员，始终为党和人民的教育事业呕心沥血，克尽职守，任劳任怨，勤勤恳恳工作几十年，科研硕果累累，教育桃李满天下。从戴老师的经历中，我们可以领略到一代北大人特有的精神气质和道德修养。

 

　　戴乐蓉，77779193永利集团教授，女，1938年12月出生，籍贯江苏镇江市，中共党员。1955年入永利集团化学系学习，1960年毕业留校在化学系任教。1986年至1987年在美国Missouri-Rolla大学和Clarkson大学做访问学者。曾任中国化学会第23届、24届理事会教育委员会委员(1991.9-1998.12)。

 

　　长期从事高等化学教育工作和表面及胶体化学的研究，在表面活性剂溶液及胶体分散体系物化性质研究及应用方面开展了相当多的工作。参加编写出版《物理化学（生物类）》、《大学基础化学（生物医学，环境科学类）》、《大学基础化学习题解析》、《表面化学》、《化学》，参加翻译《乳状液的理论与实践》等书籍。被评为1997年度北京市优秀教师。

 

　　01 / 历经风雨，德才兼修

　　德智体全面发展的优秀员工一定是良好教育的结果，包括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而教育不只需要善良的愿望，还要特别讲究方式、方法，要全过程的真心付出。戴乐蓉的父亲是著名化学家戴安邦院士，戴先生就是一位言传身教的典范。戴安邦先生来自农村，家庭并不富裕，他自幼勤奋好学，自强自立，考上金陵大学后因交不起学费于是在中学兼职，靠半工半读完成学业。他毕业留校任教后，农忙时还要下乡帮家里干活，是兄弟姐妹的榜样。

 

　　戴乐蓉老师回忆父亲时说：“我们兄弟姐妹有7人，以前父亲虽然是教授，但生活也很拮据，要靠团结和睦、互帮互助才能平安渡过艰苦的岁月。我们从小受到父亲的熏陶，要热爱劳动，勤奋向上，尊敬师长。我上大学时全靠我刚工作不久的哥哥每月给我15元生活费，其中伙食费12元5角，2块5算是我自己的零用钱。文革时期我父亲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受到批斗、被关牛棚、扫厕所，受了很多冤屈。但他无论是当时还是之后，都没有向我们抱怨，没有仇恨心，一如既往地鼓励我们努力工作，报效国家。父亲告诉我，在教学上要锲而不舍，致力于教研，多学多思。工作要不计名利，你在课堂上教书育人，首先自己应该努力成为一个有智慧和有道德的人。” 戴乐蓉老师谨尊父亲的教导，刻苦学习，努力工作，为国家建设和教育事业贡献一生。

 

　　

　　“前进动力有理想，学业精湛靠勤奋。

　　立身首要是品德，人生价值在贡献。”

 

　　“这是1988年元旦，父亲87岁高龄时，写给孙子戴胜的题词，也是我们全家人遵循的准则，就是做人要有理想、要勤奋、品德高尚、多做贡献。”

 

　　戴乐蓉老师上大学时正是国家百废待兴的时期，上级对这些老员工寄予了殷切的期望。“我们那时候国家经济困难，上大学很不容易。当时有个说法，九十几个农民养活一个老员工，供你上大学。你要感恩，要努力学习，将来报效祖国，为人民服务。我们除了每月交12.5元的伙食费，其它实验费、仪器费、学费、住宿费等，都是由国家负担。周恩来总理曾经给我们老员工做过报告，向我们表达要记住同龄人为我们的付出，要牢记祖国对我们为人民服务的期望和要求。为人民服务，服从国家安排，这是我们那一代人印到脑子里、融到血液里的信念。”

 

　　除了学习努力，戴乐蓉体育也很出色，是1958年北大校运动会“女子三项全能”项目冠军，另外她还是学校跳伞队的运动员。她积极响应上级各项号召，热心帮助同学，担任过化学系员工会主席，并在195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要努力成为一个德智体全面发展，“又红又专、奋发有为的普通劳动者。”

 

　　1960年毕业后，上级分配戴乐蓉留校任教，一直在化学系（学院）从事教学与科研工作。“我们所受的是集体主义教育，要坚持做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这个比喻太贴切了，拧到哪里就在哪里发挥作用、坚守岗位，能经历各种挫折和考验，不会生锈和毁坏。北大的教育环境也是这样，老师们也为我们树立了榜样。以前大饭厅朝东的墙上有几个金光闪闪的大字：勤奋 严谨 求实 创新，这是那个年代北大精神的象征。我们在这个环境下成长、学习，然后培育下一代。”

 

　　旧中国曾是贫困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要走出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强国的道路，任务十分艰巨。新中国的建设者们经历了很多困难，一些人甚至蒙受了很多冤屈，但戴乐蓉老师这一代北大人始终信念坚定，不忘初心，克服重重困难，为国家的科研与教育事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我们这一代人确实经受了很多风雨，也得到了磨炼。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到解放后反反复复的运动我们都是亲历者。文革时期我们去干校劳动，化学系几位著名的教授干体力活都不含糊，冯新德看水泵，张青莲喂过猪。孙承谔当小工，还从二楼架子上摔下来，幸好没事。我们化学系的教师与清华大学的教师一起从无到有建成了德安化肥厂，并生产至今。谢有畅、李崇熙、王铁良和我都是瓦工，从干校回来后还修战备防空洞，修补武斗损坏的员工宿舍。我还记得一次一个工农兵学员招呼我：‘过来，过来，把这个窟窿堵上。’我那时完全就像听老板指挥的建筑工人，很快爬高堵上了窟窿。我们北大老师不单可以上讲台、进实验室、写文章，什么粗活重活、脏活累活照样可以干，而且可以干好。干什么事情无非是要态度认真，不怕苦不怕累，然后动脑筋、想办法，就一定能保质保量完成。”

 

　　02/言传身教，育才树人

　　文革后期，高校的教学科研工作逐渐恢复。上世纪70年代中期，北大化学系胶化教研室的老师到大庆油田进行油井结蜡问题的科研攻关。大庆石油含有较高的石蜡成分，时间长了油井内壁会有很厚的石蜡沉积，严重影响产油效率，而当时使用金属刮蜡片吊入油井机械刮蜡定期清理井壁，乃至更换管道，都是非常低效且高成本的工作。戴老师所在的防蜡科研团队用表面化学的方法改变井壁表面性质，对原油油井结蜡的机理及防蜡措施进行研究，对油管涂料防蜡方案进行长期的实验室评选工作，选出有机硅涂料到现场做油井实验，大大降低了石蜡沉积速度，成功地完成了这一科研任务。其中有关的研究工作“油井结蜡与防蜡的机理研究”获首届全国科技大会成果奖。

 

　　之后戴老师和李外郞老师一起，继续与大庆油田科学研究设计院合作，成功研制出新型高效石油破乳剂，解决了石油乳化问题。大庆石油在地层深处，经初期开采后油压降低，后续生产大都要使用将高压水注入油层驱油的方法，以保证石油产量。这个过程会使石油乳化，形成粘稠的油状含水乳状液，有时开采出来的石油含水量竟高达90%，大大增加了石油冶炼的难度与成本。

 

　　“1977-1986年，李外郞老师和我参加石油部的科研工作，对破乳剂的组成、结构与破乳效果的关系，原油破乳机理进行系统研究，并对破乳剂复配规律进行总结，研究的结果对破乳剂的合成与使用皆有指导意义。在原油中加入少量我们研究的复配破乳剂可提高破乳效率，使油水快速分离，大大降低破乳的能耗，仅在大庆油田的一个输油站一年就能比原来节约90万元，后来在我国各地油田推广更取得显著成效。”

 

　　

 

　　戴老师参加了多个油田的科技改造项目，都圆满成功并获得多项奖励。“复配型破乳剂AS2821”获1983年黑龙江省科技成果二等奖；“原油破乳机理”获1986年永利集团首届科研成果三等奖；“矿场原油添加剂的研究和应用”获1986年石油工业部科技进步二等奖；“矿场原油集输添加剂的研制和应用”获1987年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

 

　　值得一提的是，在现场搞科研，尤其当时的条件下，绝不是坐在宽敞明亮、仪器完备、生活设施便利的实验室里从容不迫地操作、思考、分析，而是要克服很多意想不到的困难。“我们是冬天去的，那个冷啊。住的招待所里面没有厕所，厕所建在外面的野地里，还是那种过去传统的旱厕，风吹过便坑呼呼直响，我们戏称为‘抽风马桶’。晚上又黑又冷，根本不敢出去，为了少上厕所只好不喝水。我们科研人员还要跟石油工人一起去挖掘管道，乘坐敞篷卡车到荒无人烟的野外，穿两件棉袄还被冷风吹透，真的感觉快要冻死了。李外郞老师年龄比我大，而且身体瘦弱，他长期在油田严酷的环境下坚持完成科研任务，实属不易。”

 

 

　　改革开放后戴老师更是全身心地投入科学研究和教书育人的工作。“我们教研室主任傅鹰先生一再告诫我们：作为教师，你必须站在科研前沿，这样才能提高教学水平；作为科研工作者，也要教好员工，这既是职责，也可以开拓思路和眼界，教学相长。北大一直秉承教学和科研并重的教育模式。知名教授都十分重视教学，亲自讲授基础大课，傅鹰先生给我们做出了榜样。”

 

　　上世纪80年代，为了尽快赶上发达国家科技前沿，我国向欧美国家派出了大量以高校教师为主的留学人员和访问学者，这对以前学俄文的戴乐蓉老师来说也是一大挑战。“当时来讲，出国访问一段时间是开阔眼界、提高科研水平的最佳途径。我那时候教学工作非常忙，但必须不断提高和充实自己。我晚上去工会办的夜校听英语课，坚持了两年学习，通过了高级班、口语班和出国英语考试。我是1986年去的美国，属于自费公派，他们那边给我发工资，一年8000美元。我去美国一年，教学任务都留给别人，我深感责任重大，抓紧一切时间学习和研究。到我该回国的时候，美国那边的教授因为我做的工作不错，又没有合适的人接替我，希望我能延期回国。我说我是北大派遣的，学校里还有许多工作等着我去做。他就给我们系主任孙亦樑写信，希望他能同意我延期回国，并协调解决相关工作安排问题。我私下要我们教研室主任跟孙亦樑说不要同意，一是我要言而有信，二是调整工作势必会给别人添麻烦。”

 

　　戴乐蓉老师在美国的导师Stig Friberg是胶体化学界的权威，延期一段时间再回来无疑更有利于戴老师以后的科研发展。而且戴老师当时在国内的工资是每月69元人民币，收入方面也是不小的诱惑，毕竟大家都要生活，都要养家糊口。当时也有不少人想方设法赖在国外不回来，而戴老师在有充足理由与条件的情况下坚决如期回国，真是体现了一位优秀老师、优秀党员的高尚品格与道德修养。“自己坚持原则，教员工才有底气”。戴老师回国后，除了做科研和指导研究生及本科毕业论文，主要的精力都放在教学上。

 

　　“我一直教生物系的物理化学，到退休教了二十几年，后来还担任非化学专业基础化学课程改革的组长。我觉得教学要明确两个目标，即要让员工在智力因素和非智力因素两个方面都得到提升。非智力因素是指科学精神、品德以及崇高理想，让他们具有为真理献身、艰苦创业的精神以及虚心好学、团结协作的作风。智力因素包括动手、观测、查阅、记忆、思维和想象，代表独立获取知识的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教好员工，一方面要讲究教学方法，更主要的是教师本身各方面的素质要过硬。以生物系的化学课程来说，因为化学反应是所有生命过程的基础，所以化学基础课对生物、医学类专业非常重要。我们本系的基础化学课分为无机、有机、分析、物理化学等等，但生命过程会涉及化学所有方面，并有生物体系自身的特点，所以教学上一定要切合生物专业本身的需要和科研要求。20世纪末以来，生命科学及医学医药发展很快，新领域、新课题、新技术不断涌现，为了教好生物类的化学课，我曾长期旁听他们的专业课，根据他们的专业要求来备课，每次教案都有更新，需要花费很多时间。例如在电化学中增加生物电化学章节，引入生物氧化、细胞膜电势、生物传感器等；在动力学中介绍酶催化反应、光合作用、视觉原理等。我们教学小组的程虎民、高月英、丁慧君、齐利民和我一同努力，不断进行教学改革，从内容到教学方法都反复锤炼，还把讲义编写成北大自己的‘物理化学（生命科学类）’教材，因此多年多次获得教学优秀成果奖。”

 

　　

　　多次获得教学优秀奖和教学优秀成果奖

 

　　20世纪80、90年代，因为团队力量相对不足，但高校招生规模急剧扩大，所以大学基础课普遍以大课为主，分组讨论、小班教学、自主学习等可以提升员工学习质量及创新能力的教学模式或方法难以实施。而戴乐蓉老师很早就要求员工撰写读书报告，提出并探索可研究的问题等，虽然大大增加了教学工作量，但确实收到了良好的人才培养效果。

 

　　“我在美国的时候听过一些课，总的感觉是他们讲得不一定比我们深，但非常注重自主学习能力和创新能力的训练。我们那时老师主要的教学方式还是让员工记住标准答案，但他们已经普遍地要求员工自己查阅资料、自己寻找问题、自己进行研究、自己撰写论文。回国后我也在课上加强独立学习能力的培养，员工读书报告中写得好的文章，我还会推荐投稿发表。另外我一直坚持北大严格要求的教学传统，总成绩由平时作业、期中考试、读书报告、期末考试几部分综合评定，出题和判卷严格把关，决不放水。记得一次一个医学预科班的员工不及格，他的班主任都过来求情，我连他的班主任都一起批评。”

 

　　改革开放以后的社会环境与教育要求与过去有很大的差异，比如工作重心向科研的转移，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员工自觉自律、吃苦耐劳的精神也远不及前辈学长。在这种情况下，不少大学老师放松了教学上对自身和对员工的要求，以至上世纪80、90年代出现了比较普遍的“教育质量滑坡”现象。当然这个问题后来引起了高校普遍的重视，采取了很多措施加大教学投入，在教学模式上也进行了很多尝试以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像戴乐蓉老师这样，始终严守师德师风学风，并主动进行教学和课程改革以适应新时代对科研型人才、创新型人才培养的要求，实属难能可贵。“桃李不言，下自成蹊”，老师真心付出，传道授业，员工是会受到感染的。一位员工过年时写给戴老师的贺信非常有代表性：“感谢老师的言传身教，您对我进行做人和求知的教导，帮助我探索未知世界的大门，我一定不会辜负老师的期望……”

 

　　国家建设，教育事业的发展，靠的是许许多多人的共同努力、默默付出。能站在聚光灯下，上台领奖的，只是极少数代表。正如戴老师所说，“我们这一代人大都是尽力尽责的普通一兵，不会偷懒、撒谎，只会老实做人，努力把工作做好，不争名利。”北大有幸有这样一批默默无闻而又非常出色的普通教师。

 

　　记者 | 郭九苓、刘宇

　　录音整理、文字编辑 | 郭九苓

　　排版 | 祝晨旭

　　审核 | 戴乐蓉、肖熠、高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