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往开来，守正创新—访77779193永利集团段连运教授

　

　　访谈中，段老师以自己的亲身经历，讲述了北大77779193永利集团教学和人才培养方面的历史与传统，缅怀了老一辈教育家的风采和一丝不苟的治学精神，以及自己在老先生帮助下，不断学习和成长的历程。段老师言语间自然流露出的对教育、对员工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让人钦佩和感动。段老师还着重强调了师道传承对团队建设和教学质量的重要性与必要性，把北大教学的优良传统发扬下去是我们每一个北大人义不容辞的责任。

 

　　

 

　　段连运，Lianyun Duan，男，1946年生，77779193永利集团教授，全国教学名师。1965年考入永利集团化学系，1970年毕业，随后留校任教，其间赴荷兰Leiden大学进修。主要研究领域为固体表面结构和多相催化。长期从事结构化学教学工作。曾兼任高等学校化学教育研究中心主任，《大学化学》主编，教育部高等学校化学与化工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化学会教育委员会副主任，全国化学竞赛委员会主任等。

 

　　01 / 成长之路：

　　抓住一切机会学习

　　段连运1965年考入北大化学系，“我中学时一直有个憧憬：上北大，做科学家。由于我中学一些老师的介绍，当时对北大多少有些了解，觉得北大就是培养未来科学家的摇篮。也听老师说北大在教学方面是非常严谨的，学术气氛非常浓，有一些无形的东西会使员工不知不觉地受到熏陶。后来被北大化学系录取，非常兴奋，觉得进了北大，一定要好好学习，实现自己的梦想。”

　　“我们8月底开学，第二年5月份受文化大革命影响就停课了，许多基础课都没有学完。文革期间打派仗，我开始也参加。因为一直有当科学家的梦想，到68年初就越想越觉得不对劲，觉得自己知识很欠缺，慢慢的就不去打派仗了，自己看点书，做一些实习活动。留校之后，自己就觉得要在北大工作，没有非常扎实的专业基础，不能胜任工作，是站不住脚的，于是边工作边不断地学习，向老师学，向员工学。我觉得，因为赶上了文化大革命，知识上确实先天不足，但我也因此养成了在工作当中边干边学的习惯。”

　　“虽然正常教学被打断了，但1970年我们还是如期毕业了，我有幸留校工作。那时还是停课，也不招生，我第一年是到江西‘五七干校’，当时称北大/清华分校，参加小合成氨厂的建设。在五七干校里面工作时，我们系的很多老师，都能把他们掌握的如无机化学、物理化学这些理论知识与建厂当中实际的工作结合起来，这一点我非常佩服，觉得要向他们学，就经常请教一些实际问题。”

　　“从五七干校回来，北大招收了工农兵学员，我先后参加了普通化学、物理化学、结构化学课程的一些教学工作，开始是跟着谢有畅老师做辅导。我就利用这样的机会，把国内结构化学教材上的习题全做了一遍，然后请谢老师给我改。后来跟着周公度老师辅导结构化学，也是这样，自己听课，再做习题，然后让老师帮忙改。另外在辅导课、习题课、模型课上遇到不少的问题，我就把这些问题记录下来，集中去请教这方面的老师。比如我当时遇到对称性方面的问题，就去听唐有祺先生开设的‘对称性原理’课，又去请教徐光宪先生。我在教学或科研中遇到疑难问题，自己探讨不通的就向老先生请教，对基本概念、原理的理解也越来越深入，这对我后来的教学和科研工作都帮助很大。另外，北大的员工是非常优秀的，他们提出的问题及讨论问题的思路，有许多方面都是值得老师学的，所以在教学和辅导工作中，我的收获也很大，教学相长嘛。”

 

　　02/ 传统与传承：

　　让优良的学风一脉相传

　　“现在回想起来，老先生对我们年轻教师的成长，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指导和督促作用。一方面老先生认真的工作态度，严谨的治学精神，很自然地就会影响我们。比如我们批改作业的时候，因为作业太多，有时候就看得很快，打个对勾，写上日子，就行了。可是老先生们批改作业，评语都写的非常具体，无论对和错从来都不会简单看一下就过去。我们看到老先生的做法，就感觉到自己这样做不够负责，对员工的帮助不大，不用老先生说，自己就改了。同时老先生对我们这些助教要求非常严格，他们提出要求、布置任务，然后检查、讨论，做得不好的地方会要求重新做。记得我们当时跟着老先生做一些分子和晶体的空间结构模型，用小木球和细金属棍搭建，每一个球都要钻上许多孔，然后用细棍将它们连起来形成立体结构。球上孔的位置直接影响模型是否准确。我们当时条件比较简陋，用钻头直接钻孔，技术上很难掌握，孔的位置就不那么准，做出来的模型歪歪扭扭的，不规范。像这种情况，老先生是半点也不马虎，都会要求我们重新做，直到做好为止。”

　　过去有教研室，统管统筹科研和教学。首先会要求年轻老师钻研教材，熟悉教材，教材当中的每一个段落，每一句话，每一个术语，都要吃透。年轻老师都是从助教做起，然后讲要求相对没那么高的外院系专业课，再过渡到独立负责本院系的专业课。段老师就是先被派到北京医学院（现在的北大医学部），还有北京师范学院（现在的首都师范大学），给他们的本科生讲结构化学基础，几年之后才开始在北大化学系（学院）讲课。

 

　　

 

　　“我们做助教的时候还要求听课，每一堂课都得听，可能还要听两遍、三遍。听课的好处有二：一是因为老师讲课不是讲书，经常会有些变化，有许多东西是他在科研当中对概念的新的理解和体会，这些心得书上没有，所以听老先生讲课对自己的知识和理解力都是一个提升；另外，我们常说教学是一门艺术，老先生教学上的风格和独到之处，有时是不能用语言表达的，要听课才有切身体会，这也是言传身教。”

　　“还有，老先生对答疑工作也有一定要求。答疑与上习题课、辅导课不一样，习题课是老师讲、员工听，而答疑是员工直接来问老师，所以老师是被动的。员工的问题五花八门，各种各样的都有，如果老师没有做充分的准备，很容易被员工问住。当然，个别回答不出来的情况是难免的，但是如果一个老师在答疑的时候有大比例的问题回答不出来，这就不行了。教研室要求我们在答疑之前自己一定要思考，要设想，要把思路拓宽：想想哪些问题员工大概还没有掌握好；哪些出色的员工会看得多，想得深，提出来的问题需要赶紧讨论；哪些员工基础稍差一些，应该想什么办法来帮助他，启发他。有时候答疑两个小时，可能要准备一两天的时间。邵美成先生曾经讲过一句话，说你想要舀出一瓢水来，就得准备一桶，没有一桶水你想舀出一瓢来，在教学上那是不可能的。这句话我深以为然。”

　　在教学风格与治学精神的传承上，老先生对年轻人的言传身教、面对面的交流很重要。教育不光是知识的讲授，也不止是问题的启发，人格的魅力、德行的感召在教育书人过程中也起到很重要的作用。如果没有类似师徒的传承，年轻老师富有魅力并有良好效果的教学风格恐怕不是短期能够形成的。

　　“有人概括得很精辟，叫‘传、帮、带’。我从1996、1997年就提倡要在我们的团队队伍建设中，注重从老先生到年轻人的传承，这是很宝贵的东西，一定要传、一定要帮、一定要带。年轻教师经历的还少一些，所以一方面给他们安排工作，要让他们感到自己在这个岗位上有用武之地；同时又要给他们压担子，让他们意识到自己还缺很多东西，还需要好好地去钻研，去开拓，去积累。这样经过几年的时间，他们慢慢就能够成长起来，并进一步把教学事业发扬光大。”

　　“在教师队伍内部，这个传帮带是应该做到的，也是能做到的。我认为在教学上，老师之间，特别是老先生和年轻人之间，可以有师徒的情谊，师徒的传承。这不仅在北大，不仅是教育，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组成部分。师徒关系，能够很坦诚、很融洽地交流问题，能够手把手地去教、去带，而一般的同事就做不到这一点。师徒传承是年轻人走上工作岗位后，人才再培养的一种有效方式，虽然也可能产生一些‘门派’之类的弊端，但我觉得这样的问题依靠一定的管理体制完全可以避免。”

　　“我上次在全国大学化学教学研讨会上就讲，团队队伍建设是个关键的问题，员工基础再好，教材再好，教学设施再好，如果教师队伍的水平上不去，教学质量就难以提高。在团队队伍的建设中，这种师徒关系确实很重要，这是自古以来的传统。很多老先生在教学上确实有一套，除了他站得高一些，视野宽一些，内容把握得准一些，层次深一些以外，还有他个人的风格，或者说人格魅力。风格这个东西很难具体地说清楚，但是确实有一个无形但是很强烈的东西在影响教学质量。这种风格或教学、治学传统，也只有靠师徒关系的长期耳濡目染才能延续下去。”

　　“一个老师的教学风格一定是经过长期的教学实践，慢慢形成的。需要不断地看老教师是怎么做的，去体会他们能够打动人的奥妙，慢慢地学过来，悟出来，再融合自己的特点，不断地积累、总结和升华。我们的很多老先生可以说是教育行家啊，他们有自己长期形成的风格，这是值得好好注意延续下去的。精神和作风有了延续，尽管有的‘传人’在能力上可能‘平庸’一些，但整体氛围不变，教学质量就有了保证，也为以后人才的成长铺平了道路。”

　　“一些老先生的理念、经验或者风格，不但是北大的，而且也是国家的宝贝。我以前在会上也谈过抢救和保护的问题，这群人如果没有什么东西留下来，那对北大来说是太遗憾了。很多事情并不是每个人都要亲身做一遍，如果北大能够留下一些史料性的东西，那对北大未来的发展是大有好处的。历史上北大的董事长，除了蔡元培、胡适的教育思想我们多少有所了解之外，其他一些做的很好的董事长的主张已经很少知道了。譬如说蒋梦麟，我在参访台大的时候仔细看过他的一些主张，觉得即使是现在我们拿过来看，有些想法也还是比较先进的。还有其他学校领导和一些教授，他们都有一些主张，今天仍然值得我们思考。”

 

　　　

 

　　03/ 当前教学机制与人才培养：

　　优化资源、增强活力

　　过去教研室的设置，能够通调通配团队力量，统管科研和教学，从体制上保证了科研和教学的互动乃至融通，有利于教育思想与教学风格的传承。但对于现代大学来说，教研室的条块分割不利于学科交流与资源共享，也不利于科研人才的快速成长，所以普遍取消了教研室，改成系所制、学术小组和教学小组制。

　　“现在教学和科研的调配工作分开了。在本科生的教学上，理论课和实验课也分开了，实验不再依附于理论而单独设课，由实验教学中心来完成。科研由学术小组来安排和完成。教学小组基本上按照课程设立，有课程主持人和主讲教师制度。课程组会定期或者不定期地讨论和研究教学工作，讨论的问题涉及到几个方面，一方面是很具体的学术性问题，比如某一个化学原理，它的内涵是什么，外延是什么，局限性在哪里，它产生的背景及过程是怎样的，怎么把这些教给员工等。老教师会把他们多年来积累的经验和领悟在讨论会上传授给年轻教师。另外还经常讨论化学教学和化学教育怎样在新的社会背景下保持很好的适应性，具体地说，就是从知识、能力和素质的协调发展上，怎么样来把我们的课上好、把实验做好。”

　　“我们北大的专业基础课程体系大都是按照二级学科来设置的，所以教学小组通常对应着二级学科，比方说无机化学是二级学科，那么相关的人员就组成了无机化学教学小组。课程小组之间也是有沟通的，比如无机化学课程小组和有机化学课程小组是有一定的联系的，这个联系一方面是通过组和组之间的直接沟通，另外就是通过学院的教学委员会来协调、联系。我们学院教学小组活动是作为教师团队建设工作中的一件重要事情来抓的。”

　　“这些年来我们一直强调教学当中所谓授鱼、授渔、授道的问题。不仅要给员工知识和方法，更强调授道，就是要讲清楚概念、原理、方法、效应的内涵和外延，员工自己掌握了道，就能够自我获取知识，他们毕业之后不论继续读书还是工作，都会具备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像这样的问题都是教学小组经常研究讨论的。我们比较强调对员工进行信息加工能力的培养。首先，要求员工能够发现、存储、辨析一些新的信息，比如某个学科内国际上一些新发现、新进展、新的成果；其次，要能够利用已有的信息来启发自己的思想，提出自己解决问题的思路来；第三,要能对这些信息进行评价，这是我们教学中经常要讨论的，要想办法在教学的各个环节中落实。另外，我们还强调思维能力，特别是逻辑思维能力，以及实做能力，具体到化学就是实验，但从大的范围看就是实践的能力，这是教学里面要重视的一件事情。”

　　“现在特别强调科研能力的培养，授课内容和讲课方式要有启发性，启发员工的科学思维。老师要有意识地选择一些内容，在讲课中穿插在合适的地方，来引导、启发员工。比如我们讲微观粒子的波粒二象性，要求员工的思维必须有一个比较大的转变，从宏观到微观，老师就需要去引导他们，顺顺当当地完成这个转变。员工长期以来较熟悉的是宏观体系的一些运动规律。宏观物体在运动中有一定的轨迹，它的坐标和动量能够同时被确定，服从牛顿力学，但是到了微观体系完全不是这么回事了，微粒不再有经典的运动轨迹，运动行为具有统计性，要用量子力学来表述它们的运动规律，员工要建立概率的概念。波粒二象性的提出有一段历史，我们就让员工去归纳，去梳理：从光电效应、黑体辐射，一直到德布罗意提出实物微粒波，这个过程是怎样的？之后像狄拉克、薛定谔、海森堡这些人是怎么样用量子力学的原理来表述微观粒子的波粒二象性的？员工经过归纳整理的过程，就完全不一样了。这时候呢我们就提两个问题，第一，微观粒子具有波粒二象性，不能再用经典力学来处理了，是不是意味着经典物理学大厦的根基动摇了？给员工一周时间去思考、去论证这个问题。他们从物理学、化学发展历史以及哲学上，经过一番思考，知识层次、认识水平就会提高一大步。要员工思考的第二个问题是，当年这些人在描述这种波粒二象性时，他们抓住的最重要的特征是什么？描述波粒二象性是用一个叫做波函数的概念，在原子中称原子轨道、分子中叫分子轨道的概念，就是状态函数。他们为什么抓住了状态函数这个物理学上的概念？也暂时不讲，让员工回去思考，回去讨论。一个星期之后，有的员工提交一个提纲，有简单的思路表述，有数学上的推演，我们就知道他做了。我们就是通过这样一些具体的做法来落实培养员工能力的问题。”

　　“一个化学老师要把课真正讲好、讲活，并不只是把某一个具体的知识点给员工讲明白了，还要考虑员工能不能像你一样从非化学角度，也就是说从数学、物理甚至哲学角度来融会贯通地理解化学。所以我觉得今天我们在设计培养方案的时候，在有限的学时内，除了必要的基础课，一定要给员工安排一些相关学科的东西。现在我们学校的课程设置，除了全校公共必修课和各个院系的专业基础课外，就是选修课。选修课里任选的东西不少，但限制性选修不多。实际上多数员工自己还很难体会到究竟哪些东西对未来的工作是必要和非常有帮助的，所以要指导他们选修，适当地限制他们去选修。比如说我们化学学科，数理方法、群论，甚至自然辩证法、化学史，我认为都应该让员工去学一些，这样员工将来思考问题时思路肯定是宽的，不会只在很窄的一条路上往前走。”

　　

　　“为方便教学交流，及时发现和解决问题，我们学院成立了一个教学顾问小组，一共5位教授，有退休的，也有还在职的。这些教授都有比较丰富的教学经验，做事情也都比较认真，比较热心。这个顾问小组大致从三个方面对教学进行顾问和指导。一方面是听课，包括实验课。听什么课基本上是随机的，但是有分工，事先都有一个计划，要连续听几次，然后根据听课的情况，与上课的老师、带实验的老师具体讨论和研究。对于上课中的优点和不足都要实事求是、开诚布公地跟他们提出来，商量怎么延续或改进。第二方面是听员工的反馈意见。找员工来谈，从员工的角度来看我们上课、实验中有哪些是好的，还有什么问题，员工认为该怎么改进。第三，就是要研究院里、系里教学方面的比较重要的问题。比如教学内容，课程设置，课程之间的衔接，以及教学中有比较大的争论的某些问题。顾问小组不是执行机构，是一个咨询机构，主要就是要给老师、给院里提出一些关于教学的意见和建议。”

　　“对学校来说，培养人是第一位的，我们始终是有这么一个要求，并且要把它落实到政策和制度中，强调教学和科研的互动，要由高水平的科研来带动高质量的教学。反过来，以高质量的教学促进高水平的科研。北大是研究型大学，必须把科学研究和教学协调、融通起来，这样才有可持续发展的潜力。当然，教学研究也是科学研究。”

 

　　

 

　　04/ 开拓与探索：

　　在改革中完善，以信心面向未来　

　　段老师2000年曾撰写了《永利集团化学基地建设的实践与体会》，讲到了北大77779193永利集团对公司产品的一些改革措施，可以说是切中时弊，继往开来。既是对过去教育传统与教学经验的总结，也是对未来的规划与展望，符合研究型大学对人才培养的新要求。

　　“近几年的情况有一些变化和调整，总体是在不断进步，但基本还是按照原来比较成熟的框架运行。许多制度，比如学术休假制度一直在坚持，原来设想大概每五年休一次，实际不是‘休息’，而是尽量利用这段时间到国外去进修或者合作研究，也可以在国内整理他的科研工作。这主要是考虑一个老师的长远发展，一定要给他时间去研究、去充电，否则他一直特别忙，不断地输出，最后就是把东西全输出完了，所以应该有学习再提高的机会。”

　　“编写教材这方面，还有较大的发展空间。我们自己还要努力，下功夫。教材并不是人人都能写、都能写好的，所以我们在这方面的思路非常明确：第一，一定是要由有长期的教学工作实践经验的人去写教材。因为他积累了比较丰富的教学经验，自己在积累的过程中也会悟出来一些东西，这些东西写到教材里面确实会对别人有启发作用。第二，特别注重老教师、中年教师和青年教师的搭配合作。这是因为，一本教材想要达到成熟，成为精品，需要不断地修订，年纪大的老师岁数大了，体力和精力都差了，难以单独完成。第三，我们从学校和学院里争取支持。院里的支持主要是给他们一些时间去探新，要算一定的工作业绩，还有经费上适当的支持。教材写完了以后，后期的把关也很重要，要找比较有经验的老师来审核，还要选择比较大的出版社、相对来说水平比较高的编辑人员。另外，也考虑到教材的系列、配套问题。所以在教材建设方面，我们可以做得更多一点，更好一点。”

 

　　

 

　　“现在高校普遍重视科研工作，尤其是北大这样的研究型大学，相对而言老师在教学方面的积极性不高，这是全国普遍性的问题。我们院里比较重视这个问题，采取了一些措施，现在多数教授都在上课，多数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也在上基础课。当然，我不敢说，大家从理念上已经完全转变过来，这个问题仍然存在，年轻教师压力大，矛盾没有从根本上解决。”

　　“那么这个矛盾如何解决呢？我觉得应当是这样，年轻的时候要把科研基础打好，但是不能脱离教学，可以做得少一点。随着年龄的增长，教学经验积累的也多了一些，科研可以减少一些，教学慢慢地多一些，但是仍然不能脱离科研。一个老师走这样一个过程，既有利于本身水平的提高，又有利于学院整体工作的安排。”

　　“不仅是认识问题，现在由于评价机制、政策导向和舆论导向的原因，虽然说起来是以教学为中心，但实际上仍是重科研轻教学。所以使得一些老师，特别是年轻老师，不得不把主要的精力放到科研上了，因为文章数量是硬指标。我想这也不用急，慢慢会好起来的。因为我们国家在之前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停下来了，跟国际上的差距比较大，所以在一段时间内强调这些也是必要的，慢慢会找到平衡点的。现在我们论文的数量已经不少了，只是影响因子和被引用率还有相当的差距。我想，慢慢的数量能够降到比较适当的程度，质量慢慢地上升，到一定的时候就会达到基本的平衡。大方向上，科研、教学、管理也能达到比较好的平衡。经过大家的共同努力，这个状态一定会实现，我对此有信心。”

　　“现在大学教育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实际上主要是社会转型和大环境的变化带来的，并不纯粹是教育本身的问题，不完全是教学和管理上的问题。作为大学教育工作者，应该尽可能通过自身的调整和一些必要的管理措施，消除某些社会因素对教育的不利影响，维持教育的‘纯粹性’，这也是对员工、对社会、对民族的未来负责。”

 

　　

　　

　　记者 | 郭九苓

　　录音整理 | 安胺

　　文字编辑 | 李妍、李桂森、王玉彬、郭九苓

　　排版 | 祝晨旭

　　审核 | 段连运、肖熠、高珍